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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共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十二篇，凡五百条，从不同的角度充分体现了“禁暴惩奸，弘风阐化，安民立政”
的法律思想。
这部法典以刑法为主要内容，同时又包括民事、婚姻、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在体例上科条简要，正文、附注、疏议、图表类型齐备。
可谓“防范甚详，节目甚简”
，“得古今之平”
，是封建法典的代表。
从资料来看，《唐律疏议》的颁行，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当时社会的安定，经济的恢复和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很显然，唐高宗对唐朝的法制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求谏纳谏。
高宗即位之初，便鼓励臣下进谏。
他说：“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永徽五年（654）十月，诏雇雍州四万一千人筑长安城外廓，要求在一月内竣工。
雍州参军薛景宣说：汉惠帝修长安城，不久死亡；今复修之，必有不幸。
宰相们认为，景宣言涉不顺，请加诛夷。
高宗回答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
，遂赦而不问。
由此可见，唐高宗确有求谏之心。
不仅如此，唐高宗还能够纳谏。
史载：永徽元年，高宗出猎，途中遇雨，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油衣若何为得不漏?"谷那律想提醒高宗不要因好畋而荒于朝政，便巧妙地回答说：“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
高宗听后，心领神会，十分喜悦，“赐那律绢帛二百匹”
。
乾封二年（667），高宗“屡责侍臣不进贤，众莫敢对”
。
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李安期回答说：“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
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
李安期的言辞十分尖刻，若是某些皇帝，早已勃然大怒；而高宗却“深以为然”
，并不文过饰非。
赏罚分明。
对贪赃违法者，坚决打击，不留情面。
永徽初年，唐高祖的小儿子滕王元婴和唐太宗第七子蒋王恽搜刮民财，“皆好聚敛”
。
唐高宗屡次降书责问。
在赏赐诸王时，独不赏滕王和蒋王，并半挖苦半讽刺地说：“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二车，以为钱贯。”
羞得二王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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