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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章太炎曾致书梁氏，探讨撰写新的中国通史的问题，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14]他在《訄书》重订本中的《哀清史》一文之后，附有《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15]，表明他有意于中国通史的撰述。
夏曾佑于1904—1906年出版《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书以进化论为指导，以章节体为形式，与“旧史”
迥异。
又有陈黻宸于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第2期上发表的《独史》一文，再三慨叹“中国之无史”
，而盛赞“东西邻之史，于民事独详”
，强调“史家有公理”
的重要[16]。
他自1903年后任京师大学堂教习，以史学及诸子哲学的讲授而著称[17]。
他在《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的第一篇《读史总论》中指出：“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
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
[18]他还在1913年著成《中国通史》20卷，自春秋迄清亡，虽以朝代标目，但新见颇多[19]。
以上章、夏、陈等人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撰述，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是“新史学”
思潮的反映。
以梁启超《新史学》为发端的“新史学”
思潮，是在西方史学影响下，结合反思和变革中国史学的意向而形成的。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有以直接介绍西方“新史学”
为主而汇入“新史学”
思潮的，从而扩大了这一思潮的声势和影响。
1922年，何炳松在《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新史学导言》，介绍美国学者鲁宾逊所著《新史学》一书。
何文写道：“《新史学》这部书，为博士最近名著之一，自从一九一五年（按：当为1911年——引者）出版以来，风行一世。”
[20]他以很长的篇幅介绍了《新史学》各章的主要内容。
鲁宾逊的《新史学》中译本在1922年出版后，在中国史学界风行一时，为许多学人所引用，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面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待至20世纪40年代，又有把“新史学”
的建设同史学作为“纯粹科学”
结合起来的讨论。
1944年，周谷城发表《中国史学之进化》一文，指出：“今日正在创造中的新史学，果将如何始可成为纯粹科学？”
其答案是：“一曰确认史学的对象”
，“二曰稳定史学的地位”
，“三曰改进史学的方法。”
[21]文中提出了与梁启超不尽相同的一些认识，认为史学同其他学科以致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由上可以看出：一则是“新史学”
思潮的影响甚大，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反映了中国史学家求“新”
的精神；二则是关于“新史学”
的理解或解读，几十年中难得有比较明确的共识，人们往往从自己的认识去说明它。
尽管如此，“新史学”
思潮对于突破中国古代史学的格局，是有重大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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