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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疆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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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史家之近代意义上民族观念、疆域观念、国家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成为清代后期史学上近代意识的集中反映。
中国史学上关于民族方面的记载很丰富，但大多是有关统一国家范围之内的各民族状况及各民族关系，汉代的“大一统”
观念和唐代的“天下一家”
观念，是人们认识民族和民族关系的主要的指导思想。
所谓“华夷之辨”
，大体上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展开的讨论。
政治家如唐太宗所说的“中华”
、“夷狄”
，史学家如杜佑所说的“中华”
、“夷狄”
，都属于这种性质。
鸦片战争以后，历史上的所谓“华夷之辨”
已不是人们反复讨论的问题，中国同“外夷”
的关系则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清代后期的史家之思想与撰述，深刻地反映出了这一重大变化。
从姚莹的经历和论述来看，他说的“外夷桀骜”
、“俾吾中国”
、“中国舆地”
、“皆我版图”
、“疆域要隘”
等表明：“外夷”
是确指外国侵略者或泛指外国；“中国”
是确指包括台湾、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
这是中国史家在民族观念上的一大变化。
至于“舆地”
、“版图”
、“疆域”
等，则是同上述关于民族的新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疆域观念。
建立在这样的民族观念、疆域观念基础上之“中国”
的国家观，虽同“大清朝”
相联系，但已包含了新的因素。
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家称“夷狄”
，论疆域，大多也具有这样的性质。
如《蒙古游牧记》意在“明边防”
，祁寯藻在此书序中说其所叙“方域”
之面对“皆天下精兵外”
，都寓有深意。
《朔方备乘》强调“边防之事，有备无患”
，此乃“国家根本”
。
这里，是把“方域”
（疆域）、边防、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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