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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史意”
与“别识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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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论“史意”
与“别识心裁”
，是《文史通义》对《史通》之继承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史通》和《文史通义》都是通论史学的专书，大抵说来，前者着重史书内容和形式的评论，后者着重于史家撰述思想的评论。
章学诚的书，顾名思义，其意在于“义”
。
对于这一点，他是十分强调的，指出：“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
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104]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同刘知幾在史学评论上的异趣。
所谓“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未免言之过分，说得太绝对了，因为他同刘知幾之间毕竟还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尽管如此，他提出“史法”
和“史意”
这两个史学理论范畴的区别，还是反映出了唐宋迄于清代前期史学评论之发展上的主要特点。
对此，章学诚曾做过这样的概括，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
可见，他对这一发展看得很清楚。
章学诚重视史意的思想，贯串于《文史通义》全书之中，但也有论述得比较集中的地方。
他在《言公》上篇中写道：“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
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
’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
……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
[105]他在《申郑》篇中进而指出：“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106]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所说的“史意”
，本上承于孔子所说的“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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