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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
，而司马迁“变史”
，“各因其人以著其事”
[111]。
像这样的批评，还可以列举一些出来。
叶适的“史法”
论及其所展开的史学批评，可以说是是非得失两存之。
他论《春秋》存古之史法，大抵是对的。
他批评司马迁破坏古之史法，主张“非复古史法不可”
，是不足取的。
因限于篇幅，不一一剖析。
但叶适指出史书述天子往往有异相实未可取，还是对的。
要之，叶适的“史法”
论，大致涉及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史家的史笔或曰书法；二是史书的内容之真伪；三是史书的体裁；四是史家褒贬的尺度；五是史家是否应有独立的见解。
这些，在结合史学批评方面，有的论述较多，有的论述较少；而对于批评本身，都是要做具体分析才能判定其价值的。
但这并不影响叶适在史学批评之理论上的贡献，即他对“史法”
这个范畴的重视，并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
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是在刘知幾到章学诚之间架设了理论上的桥梁。
朱熹论读书，讲到读史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112]这话，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思想，可以作为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看待。
什么是历史上的“大伦理”
？朱熹论《春秋》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庄克段，即兄弟之事也。
一开首，人伦便尽在。”
他根据《春秋》隐公元年的书法及所记载的几件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一开首便讲到了君臣之事、夫妇之事、朋友之事、兄弟之事，把“人伦”
都讲到了。
从《春秋》经文来看，这里有的说法比较勉强，有的说法也还存在着争议，姑且不去论它。
这里要说明的只是：所谓“大伦理”
，当是指在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几层关系基础上的大是大非。
朱熹还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
[113]这或许就是他认为的“伦理”
中之“大”
者。
他反对经学家把《春秋》“穿凿得全无义理”
的做法。
王夫之也认为：“君臣、父子，人之大伦也。
世衰道丧之日，有无君臣而犹有父子者，未有无父子得有君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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