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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
[96]
洪迈经过推算而提出的问题，是有其合理性的，说明他读史的细致和讲求“考信”
。
当然，司马迁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
，同时推崇孔子的“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97]，但他“集世”
记殷、周事，在年代上毕竟不可能做到比较准确。
这是文献不足的限制，固不可苛求司马迁，而洪迈的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
与此相类似的是，洪迈也批评魏收《魏书》所记世系及史事上的讹谬，他根据魏收自序其家世写道：汉初的魏无知为魏收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余年。
其妄如是，则述他人世系与夫事业，可知矣”
[98]。
据《北齐书·魏收传》记，魏收撰成《魏书》后，一些门阀子弟哗然而攻之，多是有关世系及先人事功方面的纠葛；魏收也确曾奉诏进行修改。
洪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同样，洪迈还批评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谬误”
。
他举沈氏为例，故上及于沈约。
他经过详考古有两沈国的事实后写道：
沈约称一时文宗，妄谱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嗤诮，又不分别两沈国。
其金天氏之裔，沈、姒、蓐、黄之沈，封于汾川，晋灭之；春秋之沈，封于汝南，蔡灭之，顾合而为一，岂不读《左氏》乎？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
[99]
沈约不知有两沈国，因而述其先世而致误，欧阳修据而不审其实，亦致误。
洪迈对此考察详明，足见其功力之深。
上面三例，都涉及世系问题，亦可见洪迈的治学兴趣颇留意于谱牒领域。
洪迈还批评王通、苏辙对《史记》的批评不当。
他引用王通《中说》所谓“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
的话，继而指出：“（王通）《元经》续《诗》、《书》，犹有存者，不知能出迁、固之右乎？”
他又引用苏辙所谓“太史公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故因迁之旧，别为古史”
的话，继而指出：“今其书固在，果能尽矫前人之失乎？指司马子长为浅近不学，贬之已甚，后之学者不敢谓然。”
洪迈由这两个事例而发论，认为：“大儒立言著论，要当使后人无复拟议，乃为至当。”
[100]当然，要完全做到“使后人无复拟议”
是不可能的，但由此可见洪迈在史学批评上的严谨精神。
关于比较得失。
这是洪迈常用的史学批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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