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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到一起，这是一种陈腐的见解，是欧阳修作史的败笔。
从论说的口气看，欧阳修对自己所论也是没有十分的把握的，但师法《春秋》的意图和热情还是促使他做这样的解说。
他又说：“《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则深责其国，以为无臣子也。
宪宗之弑，历三世而贼犹在。
至于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恶，以正国之典刑，仅能杀之而已，是可叹也。”
[65]宪宗之死与陈弘志有关，而其一度逍遥法外，自有历史原因，这不是所谓“《春秋》之法”
就可阐明的。
欧阳修并不是没有见识的史学家，但师法《春秋》的撰述思想，限制了他的历史见解的发挥。
他所撰写的本纪10卷，过于简略，有类编年事目，原因也在于此。
《新唐书》的列传，虽为宋祁所撰，但在立目、编次上，也明显地反映出欧阳修的撰述思想。
在以前的正史中，《宋书》首立《二凶传》，尔后《晋书》有《叛逆传》、《南史》有《贼臣传》，至《新唐书》则有奸臣、叛臣、逆臣三传；它还仿效《后汉书·独行传》而立《卓行传》，与《新五代史·一行传》相呼应；它升《忠义传》为类传之首，也是跟《新五代史》首叙《死节传》、《死事传》一致的。
这些撰述、编次上的处置，与其说是出于对唐代历史的认识，毋宁说是从五代这个“乱世”
中所得到的启示，这同欧阳修之宣扬“《春秋》之法”
是完全吻合的。
《新唐书》修撰之时，北宋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故作者对唐末农民起义的攻击不遗余力，而使黄巢厕身于《逆臣传》中，这是不足为怪的。
《史记》、《汉书》以后，正史撰述中的史表久废，实为阙憾。
《新唐书》上继《史》、《汉》遗风，创《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突出地显示出纪传体史书之综合性的优长。
其中，《方镇表》谱列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宰相世系表》显示唐代门阀政治的盛衰，都鲜明地反映出历史时代的特点。
二表的序，文少意深，有马、班之风，是正史史论中不多见的。
《新唐书》的撰成，距唐之亡“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发挥幽沫”
，其所据唐人文献及后人所撰唐史著述都远远超过《旧唐书》，是故“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
[67]。
对此，清人赵翼论之甚详。
然《旧唐书》较多地保存了唐代文献的原始面貌，这是《新唐书》不能代替的。
可以说，这两部《唐书》在记述唐代历史方面，各有千秋，相得而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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