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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朴素唯物思想是一致的。
郑樵在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面，是论证了“款识”
的史学价值。
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
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
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
他有感于“艺文有志，而金石无纪”
，于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币，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汉魏丰碑，上自苍颉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书，各列其人而名其地”
[53]，撰为《金石略》。
这个认识，开阔了史家关于文献的视野，有利于史家把历史撰述写得更加丰腴、真切。
郑樵自信地写道：“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
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54]郑樵在八百多年前说的这番话，在今天显得越发重要了。
他在《通志·总序》中，还为历史文献的三级分类做了理论上的说明。
总之，《二十略》在理论上的价值是很丰富的。
明朝人龚用卿撰《刻通志二十略序》，引时人之言，称《二十略》是郑樵“自得之学，非寻常著述之比”
，可谓确论。
从以上四个方面，或可窥其“自得”
之处。
《通志》是一部500多万字的巨制，全书成于一人之手，这在中国史学上是不多见的。
清人于敏中称赞郑樵：“爰自著此书，推天地之中，极古今之变，网罗数千载之典籍，而才与识足以贯之”
，“可谓良史才也已”
。
然如此巨制，可议之处，在所难免；其评论前人或自我估量，亦非全然中肯。
这是大醇小疵，不足为怪，也不难做历史的说明。
如果说《史记》和《汉书》，使马、班成为两汉史学上的“双子星座”
的话，那么，《资治通鉴》和《通志》，就使马、郑成了两宋史学上的“双子星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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