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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迄“［周］世宗征淮南”
，其间皆略按朝代、时间顺序编次。
这是一部纪事本末体的通史。
《尚书》及《左传》以下不少编年体史书，都包含有纪事本末的因素；唐人还从理论上提出了“尽事之本末”
的史学要求，但真正在历史撰述实践上确立起纪事本末为一独立的体裁，则创自袁枢。
这是中国史学上除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之外的又一种重要体裁。
袁枢之后，多有仿作，虽晚出而蔚为大国。
袁枢友人杨万里就编年体同纪事本末体做比较时指出：“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
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
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
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
袁枢的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杨万里说：“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
[41]这段话大抵概括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优点，一言以蔽之，它阐述清楚了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原委。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章学诚说它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
[42]。
中国古代史书的几种主要体裁，各有所长，也各有其所不足，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各显其所长，但却不能互相代替，取此而舍彼。
《通鉴纪事本末》因其在纪事方面的优长，又全取材于《资治通鉴》并贯穿原书“资治”
的主旨，故杨万里说：“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
而宋孝宗则云：“治道尽在是矣。”
这两句话，概括了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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