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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一个治史的标准，也是衡量史书价值的标准。
它已经不是停留在忠心“守官”
、竭尽“愚直”
的水平上了，而是为了要“取信后代”
，对历史负责任，从而把“直书”
的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
——“无污青史”
的严肃态度。
“直书”
又是史家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的表现。
刘知幾说过，一个正派的人，应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231]。
这完全代表他的为人行事。
武则天、唐中宗时，刘知幾担任史职，“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
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
。
他自认是“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
郁怏孤愤，无以寄怀”
。
为此，他感到愤慨，认为不屑与这些人合作，玷污青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232]。
这样，他就给封建史家树立了一个洁身自好、“无污青史”
的榜样。
——“不取人情”
的正直精神。
“直书”
还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神的反映。
唐代史家中是不乏其人的，吴兢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
武则天晚年，张易之、张昌宗欲作乱，遂赂使张说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谋反”
。
张说始而应允，继而反悔，终以贬谪岭表。
唐玄宗时，吴兢参与修《则天实录》，直书其事。
时值张说为相，屡次请求吴兢“删削数字”
。
吴兢始终明确地回答张说：“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
由于吴兢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在权贵面前也无所阿容，因而当时人们称赞他说：“昔者董狐之良史，即今是焉。”
[233]这种敢作敢当、刚直不阿的精神，是一个史家坚持直书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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