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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违斯法，岂曰能官。”
至于统治集团中足以导致曲笔滋生的种种根源，他希望“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
这反映出他对于史家坚持直书的撰述原则的真诚信念。
——关于史学功用。
《史通》在很多地方讲到史学功用问题，讲得比较集中的是《辨职》篇，还有《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等篇。
刘知幾在这方面的史学批评思想，反映出来他对于历史、史学、社会相互间的关系有比前人更深刻的见解。
《史官建置》篇说：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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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在这段话的后面释曰：“末总括其功用。”
这是很准确的诠释。
在上引这段话中，刘知幾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史家和史书的关系，二是史书和社会的关系。
前一个问题是说明因有“史官不绝”
，才有“竹帛长存”
，这是史家的历史贡献。
后一个问题是阐述史学为什么有“用”
、有“利”
，是“急务”
和“要道”
。
刘知幾认为，因“竹帛长存”
，则人亡而事在。
这是说明史书可以储存过往的历史。
后人通过学习、研究史书，可以“神交万古”
、“穷览千载”
，从中受到教育和启示，产生“内省”
和“思齐”
的愿望与行动。
正因为这样，史学便包含着极广泛的社会功用，成为“生人（民）之急务”
、“国家之要道”
。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刘知幾实际上是阐述了客观历史活动通过史家的记载，转化成作为精神财富的“竹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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