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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永徽五礼》（显庆年间奏上，亦称《显庆礼》）130卷，删去国恤，存五礼。
于是，贞观、显庆二礼并行。
唐玄宗时，张说奏称：“今之五礼仪注，已两度增修，颇有不同，或未折衷。
请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
萧嵩、王仲丘等乃撰成《大唐开元礼》150卷。
这是盛唐时期的三部重要礼书，大史学家杜佑说：“于戏！
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
[32]可见，这在当时是何等重大的事件！
唐代史家对于礼的认识，具有神圣的性质：“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
、“礼亦愆家”
[33]；“至于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
[34]这是以“天意”
的名义来“雕刻人理”
、“增辉风俗”
；而这“人理”
、“风俗”
的核心则是“贵贱之异”
、“尊卑之殊”
的等级秩序（《通典》卷五十九“男女婚嫁年几议”
）。
盛唐时期的三部礼书与三部谱牒可谓相得益彰，它们大致同时产生出来，亦非偶然巧合。
唐玄宗开元以后，正像谱牒之学开始衰落一样，礼书撰述也日渐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中唐时期，虽有王泾撰《郊祀录》10卷，韦公肃撰《礼阁新仪》30卷，王彦威撰《曲台新礼》30卷、《续曲台礼》30卷，但从实质上看，这已是礼之本身和礼之撰述的强弩之末了。
欧阳修评论中唐以后的这些礼书说：“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
[35]谱牒和礼书的这种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
隋唐皇朝时期，主要是唐皇朝时期，官修史书曾一度显示出人才上的优势、文献上的优势和组织工作上的优势，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后起的历代皇朝中，官修史书也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它的创造性终究是很有限的。
史学的创造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有“自得之学”
的私家撰述来推动的。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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