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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史、谱牒和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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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皇朝都重视修撰国史，谱牒和礼书的修撰在唐代受到突出的重视。
国史、谱牒和礼书，是隋唐时期官修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隋秘书监王劭所撰未完成稿《隋书》60卷[26]，起居注类著录《隋开皇起居注》60卷，以及王胄等所修《大业起居注》[27]，是后人所知隋朝国史撰述的全部著作。
这些书，早已散佚。
隋朝的国史修撰无所建树，唐太宗和唐初史臣都有所批评。
《隋书·王劭传》批评王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80卷。
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
[28]。
唐太宗批评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
[29]。
隋朝国史修撰的失误有多方面的原因，这给唐初提供了教训和启示。
唐朝建立之初，一方面大力修撰前代史，另一方面重视国史的撰述。
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六十四关于史馆的记载，有“史馆移置”
、“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修前代史”
、“修国史”
、“在外修史”
、“修史官”
、“史馆杂录”
诸项，涉及史学的许多方面，内容丰富。
仅其“修国史”
一项，所记起于贞观十七年（643），止于大顺二年（891），足见唐朝统治者和唐代史家对于国史的重视。
唐朝国史撰述包括起居注、实录、国史三个方面。
起居注是按“君举必书”
的古义，史官所记皇帝的言行录。
《新唐书·褚遂良传》谓：“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
[30]实录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特殊形式，专记每一皇帝在位时的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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