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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汪后为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能屈”
[4]，为一时之盛举。
但隋朝“《汉书》学”
的泰斗，还要推萧该、包恺二人。
史称：大业年间，“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
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
。
他们关于《汉书》的著作，“为当时所贵”
，“甚为贵游所礼”
[5]。
像这样的盛况，在经学史、佛学史上并不鲜见，在史学史上却是空前的。
《汉书》因具有皇朝史典范的性质而有此殊荣，而“《汉书》学”
出现如此盛况，自是统治集团提倡的结果。
正统观念、垄断修史、推崇《汉书》，这种历史意识的强化，都反映了政治统治上的要求。
在这方面，唐初统治者比隋朝统治者要高明得多。
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根据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
诏书指出：史官的职责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
，史学应起到“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的作用。
魏、齐、周、隋、梁、陈六代都“自命正朔”
，“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
；然诸史未备，令人惋惜。
诏书对撰述六代史提出了总的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6]这道诏书，反映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的错误，而是充分肯定它们的历史地位。
他重视周、隋的历史，但也没有排斥梁、陈。
诏书显示出对于史学工作有一种开阔的视野，这对唐代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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