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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通之处，只是前者更着重自身和家族的利益罢了。
陈寿的史论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重礼法、门风、名教，这是有长久的历史根源的。
陈寿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天命思想，他用符瑞图谶、预言童谣来渲染魏、蜀、吴三国君主的称帝，用“天禄永终，历数在晋”
[75]来说明晋之代魏的合理性，他断言“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
[76]。
这种推重“清流雅望”
和宣扬天人感应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是陈寿史学中的消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三国志》的史学价值。
陈寿还撰有《益部耆旧传》10篇；《古国志》50篇，被誉为“品藻典雅”
；又编订诸葛亮言论行事为《诸葛氏集》24篇，凡14000余字。
这些，都散佚了。
《华阳国志·后贤志》记陈寿早年“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
聪警敏识，属文富艳”
。
这对他后来的史学成就至关重要。
晋荀勖、张华称陈寿史才“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
[77]。
南宋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
[78]这些评价未免过分拔高了《三国志》。
清人李慈铭评论陈寿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
[79]以三史相较，大抵如是。
后人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
，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性著作，这充分肯定了《三国志》在史学上的地位。
《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书志，这个缺憾只有留待后人弥补了。
陈寿死后132年，南朝宋人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作成《三国志注》。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他是奉诏“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
的，说明皇家对《三国志》的重视。
裴松之认为《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
因此，他作注的主旨是“务在周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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