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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是他没有提到的。
如其《党锢传》，可能来自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其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类传可能来自谢承《后汉书》之同名的类传；其“六夷”
传，包括东夷、南蛮、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可能是分别参考了谢承、司马彪、华峤三家后汉史中有关的传。
而范晔在整理材料中对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次上，则更多地受到袁宏《后汉纪》“言行趣舍，各以类书”
的方法的影响。
其于同卷人物，往往“不拘时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类相从”
：有的以“治行卓著”
，有的以“深于经学”
，有的以“著书恬于荣利”
，有的以“和光取容，人品相似”
，有的以“立功绝域”
，有的以“仗节能直谏”
，有的以“明于天文”
等。
[40]总之，范晔对众家东汉史的“整理”
之功，是更便于反映出东汉时期各类人物的事迹和风貌。
范晔的历史评论，是《后汉书》的精华所在。
第二，范晔的人才论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他认为一是政策得法，即“知能任使”
，“士得用情”
；一是各方面人才得尽其用，即“英能承风，俊乂咸事”
。
根据这一认识，他对顺帝时的人才辈出，赞叹不已，而对桓帝时的人才政策则“可为恨哉”
[46]。
第三，范晔的历史评论还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倾向。
他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
，“故通人多惑焉”
[47]。
他批评种种方术“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
；方术怪诞之论“纯盗虚名，无益于用”
，不过是有人“希之以成名”
的工具罢了。
[48]他对武帝“颇好方术”
，光武“尤信谶言”
，桓帝“修华盖之饰”
，都采取批评的态度。
[49]他极少讲“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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