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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王莽作逆”
之时，“下民号而上愬，上帝怀而降鉴，致命于圣皇”
[112]。
“圣皇”
即光武帝，也是“受命于天”
的。
班固《典引篇》进而论道：“天乃归功元首，以授汉刘”
；“高（祖）、光（武）二圣”
，“以膺当天之正统”
；“匪尧不兴”
，“匪汉不弘”
。
这都是在“论证”
天命、唐尧、汉刘的相承关系。
与此相联系的是，班固在《汉书》的《天文志》、《五行志》等篇中，还有许多关于“天人感应”
的论说。
要之，班固的正宗思想，是着力说明汉皇朝得“天之正统”
，进而说明皇权和神权的一致性。
这是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的神学思想历史化了，不独为当时统治者所需要，而且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并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魏晋以降，“《汉书》学”
成为史学中的显学，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班固的这种正宗思想，使他在历史编纂上对于历史的联系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态度。
他对新莽政权历史的处理，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
再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在许多论述中不承认秦皇朝的历史功绩，在具体的历史表述上淡化项羽的历史作用，以贯彻“汉绍尧运”
的主旨。
在这里，史家思想同客观历史的矛盾，通史与皇朝史在编纂上的差异，都暴露得清清楚楚。
班彪、班固父子都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113]。
这个批评，恰恰是从又一个方面反映出他们的正宗思想，以及《汉书》同《史记》在社会思想上的异趣。
尽管如此，由于《汉书》创造了反映一代皇朝史事的历史撰述形式，使之“上下洽通、详而有体”
，由于班固的自觉的皇朝意识和鲜明的正宗思想反映了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班固《汉书》乃成为历代纪传体皇朝史的楷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骨干——“正史”
格局形成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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