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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下洽通，详而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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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不仅在内容上“包举一代”
，而且在体例上也有新的创造，从而扩大了记事的范围，使客观历史有可能得到更多方面、更多层次的反映。
班固说他撰《汉书》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就是要使这种反映具有一种恢宏的气象。
而《汉书》无疑是达到了这个目标的。
后代史家范晔评论《汉书》说：“若［班］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103]班固作史，不以主观好恶而抑扬、进退，内容丰富而不冗杂，记事详尽而且得体，使人读来兴致盎然而无倦怠之感。
这是从史家书法、历史内容、史书体例和文字表述上对《汉书》的高度评价。
班固说的“上下洽通”
和范晔说的“详而有体”
，概括了《汉书》在历史撰述上的特色和成就。
“上下洽通”
，这是在内容上和思想上的要求；“详而有体”
，这是在材料处理和表现形式方面的要求。
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相得益彰的：“上下洽通”
只有通过“详而有体”
才能表现出来，“详而有体”
如果离开了“上下洽通”
也就成了空话。
《汉书》二者兼得，故成为一代杰作。
上文引刘知幾评论《汉书》，说它“究西都（西都，指长安，这里是代指西汉——引者）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又说它“言皆精练，事甚该密”
。
这是极概括的说法。
具体说来，《汉书》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
方面的成就，一是反映在全书内容的贯通和博洽及其外部表现形式上，一是反映在全书各部分内容之相互关系的逻辑思想上。
《汉书》在内容上的贯通和博洽以及与之相应的体例，在纪、表、志、传中均有反映，而以表、志最为突出。
作为皇朝史，《汉书》纪、传在反映历史联系上，也存在承上启下的问题。
《高帝纪·赞》反复引证前人的话，用以证明“汉承尧运，德祚已盛”
即所谓“得天统矣”
，这显然是为了说明承其上之所由来。
而《平帝纪·赞》所说“孝平之世，政自莽出”
，“至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这是一方面指出“政自莽出”
，一方面指出王莽无法文饰“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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