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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文强便将金浪涯介绍到该图书社作编辑。
刚好此时郝逸梅有一个计划：赶在当年10月蒋介石60大寿（这年实为蒋介石59周岁，但按民间习俗“做九不做十”
，即在生日逢九那年做逢十的大寿）之前，出版一部介绍蒋介石生平的画册。
文强对此深表赞同，还帮他搜集了许多蒋介石的照片。
画册由专家设计，印制精美，得到一致好评。
画册出版后，金浪涯向郝逸梅和文强提出了一个扩大发行的计划：以上海、南京两地为中心进行推销，一定可以发行到百万册以上。
他还征得总编辑扈焕之的同意，派他到上海、南京任推销主任，请文强为他写了致沪、京两地党、政、军、民头面人物的介绍信函，以打开局面。
不料，金浪涯押运大批画册去上海后不久，文强忽然接到保密局长毛人凤急电，称有情报证实金浪涯为共党，借推销画册之机，去上海图谋不轨，令立即将金某逮捕归案。
文强得电后，十分震惊，既担心金浪涯在上海被捕，又害怕自己涉嫌此事招来祸患。
于是，他对下属隐瞒了电报内容，只私下向扈焕之打听了金浪涯到上海后的通讯处，暗中派人打听。
谁知那里只是一家帮助转信的小照相馆门市部，根本找不到金浪涯的下落。
文强便以官样文章向毛人凤回电：“×电奉悉，金浪涯乃弟旧部，涉嫌共党，全然不知。
去沪住址不明，正缉拿归案中。”
将此事敷衍过去。
对于文强来说，当年金浪涯在汪伪特工总部冒死给他报信，使他免遭捕杀，他如今岂能做出对这位救命恩人不仁不义之事？金浪涯是否真的是共产党，已不是他担心的问题。
他只担心这个神秘青年的安危。
此事时时萦绕于文强心中。
1947年春，他赴南京出席保密局例行的“四一大会”
，有意不乘飞机，而是绕道天津乘海轮到上海再转赴南京。
到上海后，他独自一人，悄悄去到那家小照相馆，在门外向里张望，只见屋里靠一面墙壁堆满了那批画册。
一见之下，他不由得暗自庆幸，心想，既然南京、上海侦骑四出，连这批画册都未能搜走，那么人也就更不会被抓到了，金浪涯一定是平安的了。
他放心地悄然离去。
以后文强再未对人提过此事。
但金浪涯的下落，却使他悬悬于心数十年，直到2000年，文强与金浪涯重新取得联系后，他才知道，那时金浪涯确实已是中共地下党员。
原来，正是经过在浙江的那一番牢狱之灾，金浪涯进一步结识了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也有了更深认识，出狱后，他于1946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淞沪特派员卢志英主持的地下情报工作。
在一次研究打入国民党内的办法时，金浪涯提到了当年与文强的关系，并确信文强不了解他这几年的情况，定会接纳他，可以通过文强打入国民党内开展活动。
卢志英同意后，金浪涯便去了东北，找到文强安排了工作。
不料，在金浪涯押运那批为蒋介石祝寿的画册到上海，并向卢志英汇报请示下一步工作时，正遇上卢志英手下一机要秘书张莲舫叛变，地下组织遭到破坏。
金浪涯闻讯后与另一同志牛协（50年代后曾在上海《解放日报》、北京外文局《中国报道》工作）一起迅速撤离。
因为遭到通缉，金浪涯从此改名为金乐一。
这也是文强以后长期打听不到其下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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