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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中美合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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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到那一偶然事件，先得从一个现代中国历史上著名机构的建立说起。
还在1943年4月15日，即正值日军集结部队准备对太行山国民党游击根据地实行大扫**的险恶日子里，在陪都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举行了一次由中美两国官员出席的签字仪式。
中方有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代表、常务次长胡世泽，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美方有海军部长诺克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思，海军部情报署代表迈尔斯——即旧译已为人们熟知的梅乐斯。
从这一天起，由中美两国战时军事情报机构联合组成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
这个被简称为中美合作所的战时特别机构，后来遭到了许多责难，甚至在美国也有人认为它是帮助中国的“盖世太保”
进行法西斯活动的反动机关。
其实，当时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为“反共”
“反人民”
而建立的特务机关，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这种机构那时也并非只此一家。
最先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提议，由苏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协商，建立了中苏特种情报所，又称中苏情报所或中苏合作所。
首任所长由中方的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兼任，副所长中、苏各一人，中方为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苏方为瓦西列夫将军。
由军统局具体操作，主要侦收和研究日军电讯密码，搜集日军情报。
苏方提供了大批电讯器材。
该所设于重庆城内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汪山上建有供苏方人员住宿的两幢宿舍，在南岸放牛坪设立了特种电讯总台，负责测向、破密。
在兰州七里河设立了电讯支台，辅助总台侦收边远地区日台电讯。
在重庆城内遗爱祠11号（石房子）设立了无线电通讯总台，负责与派往各地的情报组（分台）和兰州支台的通讯联络。
在重庆市商会内开办了谍报人员训练班，学员从军统局临澧训练班挑选，同时也从社会上招收及通过私人介绍，共约五六十人。
毕业后派往沦陷区建组设台。
成立不久，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而渐少过问。
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热情。
建立约三年后撤销。
接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受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由军统局辖下的忠义救国军借偷运日货之机将其藏在卡车里护送逃离沦陷区，到重庆后，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进行情报交流，英方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决定让这支部队开赴东南亚战场配合英军作战）。
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不久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
在别动军司令部驻地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对军统局武装忠义救国军下级军官进行敌后作战战术和爆破技术等训练。
戴笠以军统局原混成队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加上军统局人员，组成了别动军七个纵队。
原拟开赴东南亚作战，因此第三纵队徐光英部已集结于桂南待命。
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
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
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
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
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双方都缺乏诚意，致使这一合作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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