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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他再也不敢去餐馆就餐。
后来文强才知道，那天店伙计凭着对来往人员的观察经验判断，那个打黑枪的家伙是日本人，幸好每当“特别间”
有特殊客人用餐时，女老板董竹君都要派出店伙计在过道上巡视，加以关照。
否则，文强很可能已倒在日本间谍的枪口之下。
这位热心而又细心的女老板，为革命和进步事业暗中做了多少工作，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在她晚年所著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中就只字未提此事。
还有一次，文强得到副官报告，说是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来电话约他到英租界沧州饭店见面。
他感到有些蹊跷，因为陈恭澍与他会面是在法租界巨籁达路曹汝梁工程师家里，且有固定日期，而那天既不是例行会面日期，地点也不对。
但副官说电话里确是陈恭澍的声音。
于是，文强如约去了。
但他为防不测，并没有直接到约定的房间里去，而是先请饭店的一个女招待替他去那房间里问“苏先生到了没有”
。
女招待进去后，就听屋里的人厉声反问她：
“谁叫你来的？武先生怎么没来？”
文强在外面听到这里，已经明白是汪伪特工设的圈套，赶紧逃离了饭店。
他身后传来那个女招待的申辩声：
“我不知道什么武先生文先生，是一个客人叫我来问的……”
对这件事，文强始终没有弄明白。
如果是日伪间谍假冒陈恭澍给他打的电话，他们是怎么会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及双方代号（苏先生、武先生）的？如果是陈恭澍本人打的电话，那么，难道说陈恭澍在叛变投敌之前就已打算加害于他？而这又是为了什么？
这对他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1940年夏秋之际，“孤岛”
形势越来越严峻。
6月23日，潜伏于上海“孤岛”
进行抗日活动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马元放等因内部叛徒出卖而被日伪会同租界巡捕房逮捕，7月15日移送南京关押。
马元放被日伪关押了三年零两个月，拒不答应参加汪伪的所谓“和平运动”
，最后脱险回到大后方，在重庆出版了记叙被捕以后经历的《归汉记》。
在这部回忆录的第六章《雨花台畔吊忠魂》里，他含泪记述了几位被日伪杀害的国民党抗日地下工作者的英勇事迹。
陈三才，清华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抛弃了在上海当公司副经理的优越地位和即将研究完成的冷气装置新设计，毅然参加暗杀汪精卫行动，不幸于1940年7月9日被捕，被押赴南京后，从容留下遗嘱，于10月2日在雨花台就义。
这是第一个被汪伪当局公开杀害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在他之前都是秘密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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