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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他们更为焦急，因为不知道轮船被扣的原因，担心被日军发现自己真实身份，还担心被日军搜出藏在行李中的密电码本……
在焦急中苦熬了十多天，终于得到消息：原来船长是个白俄，假冒意大利人，被日军发现而遭到扣押，轮船也被日军没收。
文强探明情况后，一方面以商人身份向日军检查人员交涉，一方面暗中串联鼓动乘客集资向日军检查人员及翻译行贿。
送上500元左右的贿赂后，日军检查人员才同意将全船乘客用一艘日本商船转送上海。
经过这一番折腾，文强一行到上海时已是秋末冬初了。
在未得到文强一行如期抵达上海的消息前，重庆及上海方面的军统局人员自然引起一片恐慌。
直到得到文强以“万里安”
化名给重庆发去的平安电报，戴笠等人才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上海租界，尽管属于租界当局管辖，但已成为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沦陷区中的“孤岛”
。
日伪宵小之徒仗着军事上的进展，在租界横冲直撞，嚣张已极。
租界当局则畏敌如虎，有的甚至为虎作伥，治安状况十分糟糕。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派往租界从事情报、锄奸、策反等抗日地下工作的机构、人员，租界当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视为招灾惹祸的赘疣，必欲除之而后快。
因此，在租界进行抗日活动，有如腹背受敌，举步维艰。
就在文强赴上海租界投入抗日地下斗争的路途中，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沪西公共租界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原安徽省主席、老牌军阀陈调元的废弃宅院内，召开了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
9月初，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李士群便在这里设立了特工总部。
到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
仪式粉墨登场时，“76号”
已发展成一个功能完备的庞大特务机构。
他们采取收买、敲诈、绑架、暗杀等各种手段，拉拢和发展汉奸势力，重点打击国民党的地下抗日机构，镇压一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
据当时在汪伪集团内担任“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兼副秘书长和汪伪政府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司法行政部部长的罗君强于1969年病故前写于上海市监狱中的回忆称：76号特工总部主要是“对蒋帮特务中统、军统进行残酷的斗争，当然，对中共方面也不会客气的。”
他曾亲闻李士群在一次会议上高呼：“左手消灭蓝衣社！
右手打倒CC团！”
可见汪伪特工对国民党特工和地下抗日人员的不共戴天之恨——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的张小通被汪伪特工逮捕后，就被他们十分残忍地肢解几大块处死并以硝酸毁尸。
因为汪伪特工总部的各种暴行劣迹，其所在地区当时被人们称为“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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