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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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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派出的收容小组四出收容，冒着日军的袭击、尾追、轰炸，先后收容了3万余人，原别动队的万余官兵只收得2000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上海抗战中牺牲了！
在这期间，一次途经安庆危城时，文强与十年前在四川结识的好友于渊不期而遇。
那时，身为二十军宪兵司令的于渊帮助文强逃离了军长杨森的“清党”
毒手，而文强则在逃离前夕代表中共组织接收于渊成为共产党员。
以后，他俩先后都遭受了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打击，被开除了党籍。
此时，他俩都已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指挥官。
随川军出川抗战的于渊，比文强年长十余岁，鬓发已白，但精神奕奕不减当年。
戎马倥偬，两人只简短交谈了几句话，留下到武汉联系的地址而别。
分手时，文强口占一绝相赠：
参商不相见，相见何苍苍。
东望烟云蔽，呜咽吊国殇。
于渊豪气纵横，斩钉截铁地回应了一句口号：“还我河山！”
纵马消失在斜阳暮霭之中……
文强将收容到人员中的正规军官兵归入集训部队后，到了江西湖口，尚余非正规部队的抗日战士1万人。
这批人员奉命集中于安徽的祁门县历口镇和浙西的淳安、遂安两县整理训练，更名为军委会教导第一团。
原别动队一支队何行健的残部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合编为教导第二团。
1938年1月，前方办事处奉命撤销。
文强改任军委会教导总团部少将政训室主任，负责收容部队的整训工作。
他让刘人奎在政训室担任督察组长，专门带领政工队进行抗敌宣传鼓动演出。
当年春节，戴笠在祁门历口的联欢会上正式宣布：教导总团完成任务后改名为忠义救国军。
戴笠后来给文强谈起，取忠义救国军这个名字，是因为该部队成员多为青红帮徒众，对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什么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接受。
5月底，部队训练告毕，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支队，并建立了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先是戴笠自兼总指挥，以后改由前别动队总指挥、桂系将领俞作柏担任总指挥。
初期的两个支队，不久扩大为十个支队和一个行动总队，分驻于武进、江阴、常熟、浦东等地。
活动地区主要在苏、浙、皖三省，沿京沪、沪杭两路与长江下游一带。
这时，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安徽南部屯溪一个官僚地主住宅杨家大院。
文强完成训练整理部队任务后，奉调为忠义救国军总部少将政治部主任。
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春夏间先后迁驻皖南岩寺、太平县、南陵县，最后驻于安徽东南的泾县云岭。
与忠义救国军军部隔黄山相望。
这时，这两支同时活跃在江南敌后的新建抗日游击部队，分别由国、共两党领导。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刚开始形成**，尽管仍有不同政见之争，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内部摩擦、冲突尚少。
在初期的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之间，不仅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文强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有过黄埔军校同学、北伐革命战友和共产党内同志关系，时任忠义救国军中将总指挥的俞作柏，也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有过在广西共同反蒋的历史。
北伐时期，俞作柏是广西国民党人中的左派首领。
他的同父异母小弟俞作豫，就是在他那里阅读了共产党书刊，结识了共产党人，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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