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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原共产党人陈远湘、廖宗泽，后来均当上了国民党将军，均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同文强一样成了国民党战犯。
廖宗泽在“文革”
中病逝于抚顺战犯管理所；陈远湘后来与文强一起获得特赦。
在“九一八”
“一·二八”
之后，一批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共军事干部陆续“归队”
投入国民党阵营，除去个人原因之外，更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国难当头，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急于报效祖国，施展抱负，正当此时，外边有中央政府蒋介石“拉”
，中共党内又有左倾路线“推”
……
不要小看这个左倾路线“推”
的力量。
对外，左倾路线大搞关门主义，甚至到了不以国事为重的地步。
不论是对马占山、李杜领导的东北抗战，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上海抗战，还是对冯玉祥、宋哲元等人领导的长城抗战，中共中央都不仅不伸出合作、援助之手，反而还指斥那些国民党抗日将领为“欺骗”
“阴谋”
。
在“一·二八事变”
爆发后，正当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蒋介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参战，全国各界民众对抗战军人们给以热情支持时，左倾到极点的中共临时中央竟在《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号召国民党军“革命的士兵们，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
当时在上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的“长官”
们，许多人是写下了遗书后投入对日作战的（其中一些“长官”
就牺牲在这战场上）。
假如他们知道了中共中央的这个“斗争纲领”
竟对他们的士兵发出这样的号召，会有何感想？
与此同时，中共左倾领导还按照斯大林的眼色行事，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危险，提出既脱离实际又脱离中国民众的口号：“武装保卫苏联！”
这又使得中共在这方面大失人心。
对内，左倾路线大搞“肃反”
，不少为中共事业英勇奋战的军事干部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自己人的“肃反”
枪口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脱离中共队伍，甚至站到政府（国民党）一边去，就不足为怪了。
在曾扩情提到的那批到黄埔同学会报到“归队”
的“共产党同学”
中，最有名者当数余洒度。
余洒度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在校时即是中共黄埔军校二期支部组织干事、周恩来领导的《血花剧社》主要演员、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成员。
南昌暴动时，余洒度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一般简称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中校团附兼第一营营长，与团长卢德铭、政治指导员辛焕文等一起率部参加南昌起义。
赴南昌途中，为防被总指挥张发奎派人拦截，弃船登岸步行（文强奉命去接他们因而没有接到）。
他们因步行耽误了时间，尚未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弃城南下。
经研究，卢德铭、辛焕文与韩浚（参谋长）三人离队去追赶起义部队（旋即接受湖北省委指示返回部队），余洒度任团长率部到江西修水地区休整，与平江、浏阳农民自卫军汇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余洒度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卢德铭归队后任总指挥。
1927年10月中旬，暴动部队中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派余洒度向两湖省委汇报工作，请示机宜。
余洒度于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写了《警卫团与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刊于《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上，成为日后研究秋收暴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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