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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管理钱财的军需官。
在当时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将这个绑票案称为“王案”
，估计是被绑的军官姓王。
这个绑票案的发生，不仅是白白牺牲了两位忠诚的共产党人，而且还引出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刚刚建立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差点又遭到破坏。
原来，1928年10月1日，因叛徒出卖，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团四川省委等秘密机关一齐遭到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干部被捕。
当时正在川南巡视的省委委员穆青得知消息后，赶到成都，与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等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临时省委，以领导全川工作。
穆青曾与周恩来、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旅欧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佼佼者。
以后他被中共旅欧总支部派赴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担任了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组织委员。
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广州暴动行动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等。
这一次，穆青领导的临时省委刚刚建立，就遇到了“王案”
的发生。
在省城成都发生如此重大的绑票案，居然绑到军队“财神爷”
身上来了，这当然惊动了军阀当局的头头脑脑。
于是，军、警全部出动，全城戒严，大肆搜捕。
此时，穆青、刘披云等人刚把临时省委机关建立起来，住地还没有来得及布置，没有必备的生活用品，连四川人家庭常见的泡菜坛子也没有一个，“家”
中既无老人，又无家庭主妇，除了一个工作人员是年轻姑娘，另外几个都是青年男子。
这自然引起了前来挨户搜查的军警的怀疑，认为他们不像住家户，正像是临时佃了房子作了案就要跑的绑匪，便将他们当作嫌疑犯一齐抓走。
幸好，在穆青等人被押送官府的路上，一个地下党人看到了，连忙跑去找一个在军阀部队任职的亲戚帮忙疏通，加上穆青等人在审讯中又把口供编造得十分严密，没有露出一点破绽，这才得以在关押一天后释放脱险。
旷继勋当初自然不可能料到事情会闹成这样，这时正好邓锡侯发了调令，他便借水行舟，逃避对“王案”
的追查，把部队星夜拉出了成都。
曾在旷部短期担任过中共军支书记（后因与旷继勋意见不合而调离）的中共四川省委委员项鼎，半个世纪后在《自传》中作了这样一段回忆：
……一个下午，刘披云同志和李书渠来见我，说二十八军江防军（军长黄隐，号遗民）第七混成旅（旅长刘丹武，江津县人）已拖出成都，正向简阳、遂宁方向前进，代旅长是第二团团长旷继勋（号集成，党员），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要我立即动身去追赶队伍，并说组织上指定我任旅特派员。
我立即背起包袱就出发。
到了晚10时左右，终于在龙泉驿与石桥镇之间追到了部队。
那是一个大镇，队伍在那里宿营。
找到旷继勋代旅长后，即商以后的行程。
当时还怕军长邓锡侯派军追击，也怕驻简阳部队截击。
次日4、5时就出发，以急行军通过简阳绕过遂宁直达潼南双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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