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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制高点，自然占了上风。
最后，文强咄咄逼人地说：
“只要李先生还没有加入苏联籍，那么我们就都应该以中国人而且是主人的身份来说话。
你这次来谈判，在这里虽然是客人，但是谈判解决的是我们中国两党之间的事，请不要忘了自己的主人身份！”
分手时，文强约李立三次日下午同赴沈阳市中心区和铁西工业区巡视，看一看苏联军队“劫收”
走了多少中国财产，还有多少被他们据为己有的中国建筑物和机器设备上钉有苏联的CCCP标志牌，插有苏联国旗。
但是到了次日晨，杜聿明打电话告诉文强，李立三准备午宴后即起程返回哈尔滨，不再同他去巡视市区了。
在午宴上，文强碰到李立三，李立三向他客气地表示道歉，说是因有急事需马上赶回，原定的巡视不能奉陪了。
文强料想他是不愿去面对苏联抢夺中国财产的现实而找的托词，也就一笑置之。
文强当时并不知道，李立三自有他的苦衷。
十多年前，李立三因对1930年给中共造成重大损失的那次左倾路线错误负责，被调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和接受批判，随后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8年，在斯大林镇压反对派的“大清洗”
中，李立三突然被苏联内务部以“日本特务”
罪名逮捕。
关押了一年零八个月，还受过肉刑折磨。
要不是有他的苏联妻子李莎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交出共青团团证，不顾一切危险给予他支持和关心，李立三很难活着出狱。
在此期间，苏联内务部一个同时担任着共产国际干部部长的官员马尔特维诺夫，炮制了一份批判李立三的文件，诬称李立三参与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军事冒险主义，广州暴动是反革命阴谋，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
是人民的敌人布哈林领导的，“六大”
决议是机会主义等等，在批李立三的同时对中共历史进行了攻击。
李立三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驳。
他出狱后，针对马尔特维诺夫的诬蔑，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控告。
1939年11月底，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为此召开了辩论会，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也参加了最初的几次会议，并对马尔特维诺夫的一些诬蔑性陈述进行了反驳。
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才作出结论，承认对李立三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但仍然以他在中国犯有错误为由，决定对他处以停止党籍一年的处分。
谁知冤家路窄，李立三回国到东北后，那个马尔特维诺夫也被苏联派到了东北。
这时已改名为卡尔洛夫，担任着中长铁路局副局长。
1947年春，因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急需一批房屋使用，时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李立三去找卡尔洛夫联系，商量将中长铁路局占据着而又一直空置的一些房产拿出来使用。
谁知，卡尔洛夫竟诬称民主联军擅自启封占用了他们的房子，搬动他们的家具等等，向李立三提出抗议。
李立三邀苏方人员一起去察看了“现场”
，证实没有这回事，他便向苏方提出了反抗议。
卡尔洛夫恼羞成怒，控告李立三挑拨民主联军和苏联的关系，并代表苏联方面宣布以后再不同李立三打交道。
迫使中共中央东北局与李立三商量，让他辞去了对外联络部部长职务，专任城市工作部部长。
有趣的是，在此后不久，文强应国民党东北交通运输总局局长陈延炯的请求，派东北行营第二处副处长张树勋率领全副美械武装的警备大队，强行接收了被苏联人占用的沈阳铁路总局铁路宾馆，并将潜伏于内的苏军情报局人员扣留，经审查后驱逐出境，并没收了他们的间谍电台。
也许在这个时候，卡尔洛夫之流才会明白一个道理：
无论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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