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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闻讯，气得立即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要他向麦克阿瑟表示，这是日军有意破坏中国军誉与推卸停战责任，并电何应钦向冈村宁次提出严重警告。
这时广大伪军官兵更是无所适从。
若就近向中共军队投降，则被政府视为违抗命令，从“附逆”
变成“通共”
，罪上加罪；若拒绝向中共军队投降，则又必然在军心动摇毫无斗志的情况下遭到中共军队的持续攻击。
蒋介石的荒谬决策，使已经取得胜利的中国军民又白白地多打了许多本来可以不再打的仗，多流了许多本来可以不再流的血。
沦陷区各大城市的汉奸政权，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一两天中即相继宣告解散或停止活动。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政府不能尽早实行有序的接收，致使不少地方一时陷入无治安管理机关的“真空”
状态，到处出现打着各种中央党、政、军机关招牌，真伪莫辨的“接收代表”
，争相接收，甚至以“汉奸”
罪名对沦陷区的企业、商家进行敲诈勒索。
当时蒋介石的驻沪代表蒋伯诚就报告，上海到处有人自称中央代表要接收机关工厂敌产，闹得人心不安。
戴笠下令忠义救国军抢先行进入上海围缴日伪军枪械，被蒋介石得知后，发出手令严词斥责。
但蒋介石并未认识到他对造成这些混乱局面的责任。
对于伪军的处理，国民党内许多人原来都坚持“汉贼不两立”
，绝不容许收编伪军，要求将伪军以汉奸罪论处，一律依法进行审判。
时任军政部长的陈诚也曾坚持要将伪军就地解散，决不容许收编以致“混淆国军血液”
，并因此与主张就地收编伪军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进行过激烈争论。
但后来为了与中共争夺武装与地盘，尽快接收沦陷区，许多国民党人又不得不同意了蒋介石将伪军就地收编为政府军的决定。
于是，驻南京的任援道，驻徐淮的郝鹏举，驻北平的门致中，驻开封的庞炳勋，驻泰州的孙良诚，驻归绥的李守信，驻商丘的张岚峰，驻蚌埠的吴化文，驻新乡的孙殿英等著名伪军头领，均被给予暂编某路或某纵队先遣军司令名义，要求其就地维持治安，帮助国军接管，“严防中共破坏”
，赎罪立功。
这样一来，对汉奸的处理也就形成了双重标准：无兵权的大汉奸一般都遭到逮捕，受到了审判，而手握重兵的大汉奸即伪军头领则大多摇身一变而为国军将领。
有个别伪军头领在此时因辞去了军职，便也遭到了逮捕、审判。
此举虽然使国民党在许多沦陷区的接收上比中共抢了先，但同时却又给国民党带来无穷后患。
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就在日记里写道：
伪军察知政府之处境，恬不知耻，向政府要挟需索。
（1946年1月14日）
他还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现在许多汉奸又在摇身一变而为政府官吏，抗日的青年穷小子在街上流浪没有人理会。
如果让这趋势发展成功，革命的潮流将不属于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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