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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在一起，有如关公的降汉不降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朝一日还可以报效蒋委员长和胡长官。”
但刘进不理会那一套，坚持与日本人讲价钱，要日军先行撤退，恢复和平局面，再谈下一步打算。
清水看刘进部下降的降，散的散，已没有多少讲价钱的条件，便悍然下令日军冲上高地。
刘进部也早有防备。
在部属拼死护卫下，刘进逃出重围，率残部千余人撤回西安。
二十四集团军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率军苦战多日后，难以坚持，被迫率残部3000余人，在“中国人不作亡国奴”
“中国有汉子”
的悲壮口号声中，挥泪南渡黄河。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1月，时任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的马法五在国、共内战的邯郸战役中被中共军队俘虏，后经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于次年3月与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押多年的前新四军军长叶挺交换。
1943年7月19日，蒋介石下令二十七军南撤。
至此，国民党军太行山游击根据地全部沦陷。
就在这时，打着“和平反共救国”
旗号的孙、庞伪军2万余人，以刘月亭为前敌总指挥，开始向中共领导的太行山根据地林县地区和冀鲁豫根据地滑县、长垣间的焦虎集、瓦岗集地区发动了大举进攻……
老奸巨猾的孙殿英毕竟久跑江湖，他不像汪精卫之流投降日本人有政治目的，因此仍然给自己留了后路。
他到新乡后，便向日军头目提出，将新五军被俘官兵全部保释出来，连同重庆、洛阳、西安等方面派去的人员，如军统局派到太行山上的李守静领导的军事流动组，陈仙洲的平汉北段爆破总队，侯子固的太行游击支队，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的失散人员，荆宪生的第一战区党政工作团，还有第一战区政治部宣传组，等等，均以新五军人员的名义全部由孙殿英保释出来。
其中有些是已经押送到太原、北平的，也被孙殿英保释后送了回来。
军统局的情报组织得以继续掩护在孙殿英部队中，以电台与重庆、洛阳、西安等方面保持秘密联络。
为此，重庆、洛阳、西安都暗中致电孙殿英，表示“嘉慰”
和“感谢”
。
蒋鼎文还指示有关方面，对孙部眷属和新五军留驻洛阳人员给予优待。
文强的会计主任熊杰，军统局平汉北段爆破总队司令陈仙洲，都在被孙殿英保释回来后回到了洛阳。
从他们口中，文强又了解到许多情况。
原来，驻太原的日军师团长清水，在扫**太行山之前就已经与孙殿英勾结上了，并在那次孙殿英到陵川“回访”
刘进之前，给了他2000万元华北伪联钞，作为收买刘进的活动经费，并嘱他要暗送不要明送。
孙殿英那次还背着文强与刘进拈香拜把进行拉拢。
按照日方计划，准备在大军包围切断二十七军后方联络补给线的情况下，逼迫刘进就范。
文强这才想起，那次陵川之行孙殿英的骡马队驮运了那么多大包小包，原来其中就有装运的大批钞票。
他也到这时才明白，孙殿英那次在从陵川回临淇途中说的“购粮款不成问题”
，原来有如此背景。
孙殿英那次还送了刘进的大老婆200多万伪联钞作见面礼，还有古董之类的东西作为陪赠。
所以后来孙殿英说：“刘进在重围中滑脱了，不够本，向日本人难办交代。”
刘进因太行山反扫**失利，以后在胡宗南部受到冷遇，任过二十一军军官总队总队长兼宝鸡警备司令。
1948年回到湖南，以程潜学兵队出身的关系，投靠老长官程潜，先调入长沙绥靖公署，后任邵阳警备司令和第一兵团副司令。
1949年8月随兵团司令陈明仁和湖南省主席程潜起义。
但后来不知何故私自脱离起义部队，跑到四川，在成都被当作反革命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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