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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打入汪伪中央任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陆庆顒（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地下党部委员），打入汪伪南京市党部的陈觉吾（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地下党部书记长），于这年8月8日事泄被捕，于11月19日在雨花台从容就义。
1940年11月7日，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被捕，叛变投敌后，出卖了他下属数十位地下工作人员，并亲自带着汪伪特工前去逮捕了两位“要犯”
邵明贤和黄逸光。
邵明贤，军统局南京区地下电台主任，打入汪伪政权任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和中央组织部第四处处长；黄逸光，华侨，成都轰炸总队队员，曾因徒步环球旅行六年而闻名于世，为刺杀汪精卫而打入汪伪航空署。
两人于这年11月9日前后被捕，12月17日在雨花台从容就义。
在黄逸光受审讯时，钱新民竟然还在隔壁房间里故作惨叫之声，诱逼黄逸光供出真实身份（但钱新民仍未得到汪伪方面信任，不久即被处决）。
黄逸光就义前，为与他同牢的马元放题词留念：
美丽的中华，我爱你，我为你而狂歌，我更愿为你而死。
这代表了烈士们的心声。
据马元放回忆：这些烈士就义时，“没有一位不是很从容的。
这种壮烈的精神，就是一般汉奸也无不为之赞服……”
幸运的是，文强与钱新民不发生横的关系，因此钱新民的叛变没有对文强及其领导的策反委员会带来威胁。
钱新民叛变后，因汪伪方面将消息封锁得紧，文强只听说他是“失踪”
了，但陆续传来的军统局南京区遭受破坏的消息，仍使他提高了警惕。
文强深知，自己已时时面临着被捕、“成仁”
的危险。
他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处，采取“狡兔三窟”
的策略，在英租界跑马厅路、法租界拉都路、法租界霞飞路、英租界静安寺路一百弄及静安寺路统一里等地，均安排了秘密住处。
他从不进舞场，从不大宴宾客，以免引起注意。
对身边工作人员，甚至临时雇佣来做家务的“娘姨”
佣人，他都经常以先祖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诗篇中的名句进行民族气节教育。
尽管形势如此险恶，他仍然千方百计开展了一系列的策反工作，先后对汪伪“国民政府”
军委会委员、参军处参军长、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唐蟒，汪伪军委会委员、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汪伪武汉绥靖公署参谋长罗子实、驻苏州的伪军军长徐文达、驻无锡的伪军师长苏晋康、驻浦东的伪军师长丁锡山等进行了策反攻心，冒险同这些人物秘密约谈，晓以利害，申明大义。
就连那个曾在八一三抗战中与他在别动队共事，叛变投敌后当上了汪伪军委会委员、苏皖绥靖总司令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杨仲华，也因伪军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又回头与文强建立了秘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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