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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爆发蒋桂战争,蒋介石利用俞作柏与桂系的矛盾,对桂系内部进行分化瓦解。
俞作柏却在共产党人支持下采取“先倒桂后反蒋”
的策略,在桂系溃败后回到广西出任省政府主席,与时任广西编遣区主任、绥靖司令的表弟李明瑞一起,抵制蒋介石、汪精卫等方面的拉拢,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帮助工作。
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到了广西,张云逸就是其中一个,他担任了李明瑞部军官教导总队副主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等职。
在邓小平、张云逸等中共干部的影响和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推行新政,释放政治犯,开放进步的群众运动,恢复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任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
这年10月1日,俞作柏通电反蒋,就任“护党救国军”
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
反蒋失败后,俞作柏逃往香港,李明瑞率部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左江龙州起义。
俞作柏之弟俞作豫在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留下了“十载英名宜**,一腔热血岂徒流”
的豪迈诗句,在广州黄花岗英勇就义。
由于主要领导人之间有了这样的特殊个人关系,忠义救国军在总指挥俞作柏和政治部主任文强影响下,起初同新四军还能友好相处,关系并未像后来那样恶化破裂。
1938年夏,第三战区政治部在屯溪黄山旅馆召开政工会议时,文强与袁国平代表两军政治部出席,对坐于会议桌两边首席座位。
会下两人也常在一起长谈。
三天会议结束后,文强邀袁国平一起到街上澡堂去洗澡,然后一起到屯溪公园,文强订了一桌酒菜,与袁国平在公园里边饮边聊。
他俩长谈了一个下午,意犹未尽,当晚和次日上午又继续谈。
从抗战局势到国际风云,从北伐时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时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从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到左倾冒险……
两人天南地北,谈得来痛快淋漓,意气风发。
他们都不可能想到,这是他俩的最后一次倾心之谈。
就在这次谈话中,袁国平谈到周恩来对当年四川省委错误处分文强一事提出了批评,并说到希望文强“归队”
,恢复中共党员党籍。
显然,袁国平所说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请示过上级(很可能请示过周恩来)而作出的考虑。
但文强未表同意,只说待抗战胜利后再考虑。
实际上,文强此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化没有信心——当年越狱脱险一事都无法对罗世文说清楚,被视为“叛变”
,如今他已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还能说得清楚吗?加上他在国民党阵营中身受“知遇之恩”
,工作上也自感能大显身手,也不想再考虑重行“归队”
了。
不过,他向袁国平保证,一定对共产党以友人相待,精诚合作,共赴国难。
最后,袁国平给他留下了宜兴县城里一家杂货店转信的秘密通讯处,并约定了彼此的化名,仍殷切希望他在一旦有了“归队”
想法时能尽快与他联系。
但是以后文强按那地址去过几次信均无回信。
他与袁国平从此失去联系。
一年多以后,文强已在上海租界“孤岛”
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忽从报上得知发生了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遭到国民党军围歼。
但他仍不知袁国平的下落。
直到1949年初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中共军队俘虏,编入“解放军官教导团”
学习时,一次有一批民主人士由华东军区领导人陪同前来看望这些“战犯”
,在茶话会上,文强才听昔日黄埔军校同学、时任华东军区代理参谋长的袁仲贤告诉他,袁国平已在皖南事变中不幸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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