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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防教育任务很重，不能请假，上司只同意文强预支了三月薪俸寄回家中作丧葬费用，他和周敦琬在杭州为父亲举行了遥祭仪式。
在警校不到一年，文强就以他认真勤勉的工作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戴笠的特派员办公室还评定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教官。
文强这时对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抱有信心。
他认为在左倾路线反复折腾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元气大损，不能再有什么作为。
官方新闻及民间传闻中，有关中共的消息也越来越少。
国民党政府这时已开始对抗日进行准备。
“先安内后攘外”
的政策已经改变为安内（稳定国内政局）与攘外（抵御外来侵略）并重。
1935年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
概念，国民党政策的重心逐渐由对内转向对外，由“剿共”
转向抗日。
当时国民党的力量，在毛泽东写于1936年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概括：国民党“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
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
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毛泽东对国民党力量作出这样的总结，是为了更好地与之展开革命战争。
而对这时已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文强来说，从同样的事实出发，则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复兴中华民族，只能依靠执政的国民党。
同时，文强在他工作和生活的警校内，接触到的是一批年轻有为、一心报国的少壮派国民党人，大家都全力在为对日作战、复兴民族摩拳擦掌进行准备。
此时的国民党在文强眼里是一个处于上升时期，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的形象。
以往他曾坚信，要使中国人民得到自由和幸福，必须以暴力推翻现存政权。
而现在他却坚信，只有维护和巩固现存政权，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才能确保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目标。
他这时已心无旁骛地跟定了国民党。
在警校期间，文强得知，他父亲的好友程潜将军，已于1935年底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便去信祝贺。
程潜听说文强在浙江警校后，多次来函要调文强去参谋本部工作。
戴笠闻讯后竭力挽留。
并因文强与程潜这样的“党国元老”
的特殊关系而对他倍加青睐。
于是，文强便得到了比同时进校工作的其他黄埔同学更快的升迁。
而这又自然使他对戴笠怀有了更深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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