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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余洒度脱离了中共组织，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秘密反蒋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当时所谓“第三党”
，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在上海法租界专门负责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
，组织黄埔同学起来投入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当晚，黄埔革命同学会被破获，负责人余洒度、陈烈等20余人全部被捕。
押解南京后，蒋介石采纳了戴季陶的建议：对邓演达处置从严，对黄埔同学处置从宽。
于是，蒋介石派人向余洒度等提出，只要“归队”
参加政府工作，即可恢复自由，既往不咎。
余洒度的“归队”
，在黄埔同学中的影响自然非同一般。
三年后，余洒度于1934年在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任上，被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以“走私和贩卖吗啡”
罪名逮捕，押到南昌，由蒋介石下令枪毙。
此案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廖宗泽到设于南京三道高井一旧式院落里的“自新同学招待所”
报到后，参加了在这院落后进房屋中举办的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因位于洪公祠旁边，又被称作洪公祠训练班或洪公祠特警班。
第一期有30名学员，于1932年初夏开学，受训6个月。
年底毕业后，廖宗泽被派往杭州，在浙江警官学校特警班任队长。
不过，在与文强的这次谈话中，廖宗泽并没有对他详细说明浙江警校的具体情况。
他只是说起警校工作在当前如何重要，如何有前途。
并建议说，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荐文强到那里去任教。
廖宗泽在长沙期间，还介绍文强认识了主持黄埔同学会长沙通讯处的两个负责人，一个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蒋肇周，此时在驻长沙某部队任政训处长；另一个是留美归来后曾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的何浩若，此时在长沙负责全省军事训练工作。
廖宗泽向他们透露了“文浮生”
也是黄埔同学，真名文强。
随后，蒋肇周与何浩若曾多次来文氏世馆拜访文强，直呼“文强同学”
，还请文强吃过饭，表示欢迎他回到黄埔同学岗位上来为国效力，不计前嫌，以救国为重；并要文强帮着多联络其他黄埔同学。
文强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已经暴露，在长沙打埋伏是打不下去了。
“社论事件”
又树敌招风，若再被人查出在四川的“共案”
，更不堪设想。
尽管文强不大高兴廖宗泽把他的真实姓名透露给了蒋肇周和何浩若，但看来蒋、何二人对他并无恶意。
何况廖宗泽是他共过患难的多年老友，仍然是信得过的。
为了免遭何键的毒手，他终于下定决心，远离长沙，借他那块黄埔同学的招牌，先到廖宗泽那里暂避一时。
他去信到廖宗泽处言明此意。
廖宗泽很快便发来电报，告之已在浙江警校为他联系好工作。
文强于是开始了他传奇人生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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