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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起“自首叛变”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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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更不会想到，正当他们刚回到湖南长沙乡下老家，准备与上海中共中央联系时，1931年12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就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对付所谓“假自首叛徒”
的文强，予以永远开除，宣布其政治生命死刑。
1932年1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又在写给上海中共中央的“关于近年由川转去各地同志的关系问题”
的报告中，特别谈道：
文强（又名赖之）及李觉民（原姓刘，又名国华）均湖南人，黄埔生，已由省委开除党籍，望勿与之发生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委给中央写这报告时，李觉鸣正在中央特科从事保卫党中央、制裁反动派的充满危险的“行动”
工作。
四川省委却要求中央“望勿与之发生关系”
。
若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听信了四川省委的意见，李觉鸣不仅不能继续在特科工作，还很可能会有被当作内奸制裁的危险！
万幸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共中央没有理睬四川省委这个意见。
仍将这个已被下级党组织开除党籍、视为异端的李觉鸣作为保卫革命心脏党中央的骨干力量使用。
这种滑稽局面，恐怕也只有在当时那样的乱世中才会出现。
后来，四川省委也知道了中央仍将李觉鸣留在特科工作，为此十分恼火。
1933年2月16日，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程子健在上海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对中央的“批评”
一条中发出了这样的抱怨：
过去中央接受无四川省委介绍信的同志，如李觉民等已经被开除，来沪即生关系。
两个多月后，李觉鸣在执行“制裁反动派”
任务后被捕，几乎被判死刑。
——国民党当局无意间为中共四川省委消除了一个心病。
文强和周敦琬不知道，在他们昔日战斗过的四川，还发生了另一件他们意想不到的事。
1932年5月，一直在以自己的社会职业和经济条件帮助中共四川省委开展工作的女地下党员王凛若，因一封外地寄给她的长信被二十一军特委会在邮检中查获，暴露了共产党人身份，不幸被捕。
王凛若的父亲营救女儿心切，自作主张代写了《悔过书》，将她保释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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