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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红色人生的顶点程子健喜迎文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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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庆后，文强通过刘愿庵烈士遗孀、省委委员周敦琬的二姐，住在城内莲花池街的周敦璤家，与新的中共四川省委接上了头。
二姐不是中共党员，但她一直支持妹妹周敦琬献身的事业，经常无偿地为中共地下组织传书带信，甚至帮忙转运手枪。
她的家庭地址，也成了中共四川省委一处可靠的永久通讯处。
按照交通员交待的约定，在重庆城东朝天门码头附近一家小茶馆里，文强与新任省委书记程子健见了面。
程子健，党内化名秋霞，从这个富有诗意的、女性化的名字上，外人很难想象出他的真实外貌。
他个子不高，模样忠厚，戴顶瓜皮帽，坐在茶馆里，跟喝茶歇脚的小生意人没有什么区别。
不知底细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是前不久还在领导四川全省大暴动的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他年长文强5岁，曾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在大革命时期就已成为重庆工人运动领袖。
这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遭到大破坏后，程子健和项鼎、罗世文等幸存的省委委员在重庆城外浮图关路边一棵老黄葛树下召开紧急会议，建立起了新的临时省委，他担任书记。
不久，中央代表余乃文入川，带来了以后被称作“立三路线”
（因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而得名）的中共中央决定精神：在各地举行暴动，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进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
共产党、共青团省委及工会全部合并为领导暴动的省行动委员会。
程子健便又成了省行委主席团主席，大暴动的总指挥。
文强来到重庆时，各地在左倾盲动路线指导下的暴动已相继失败，中共组织损失惨重，白色恐怖更加严重。
余乃文奉命去武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失去音信（后来据说是到武汉后即落入反动当局之手，遭到杀害）。
项鼎到万县去建立下川东特委，以便建立四川省委与中共中央长江局之间联系的中转站，并为省委筹款。
去后不久，即因内部出了叛徒而被捕。
罗世文为治病和安排川西的一些工作去了成都。
此时中共四川省委只剩下程子健一人在重庆唱“独脚戏”
。
程子健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
就在此前不久，中共四川省行委1930年11月3日致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目前最迫切需要与长江局调换分子是省主席团主席秋同志，他在四川工作七年，因为太红，社会关系亦太复杂，行动简直不便，尤其在江巴，的确再留四川结果是很被动，站（占）着茅厕不能窝（屙）粪，重蹈坚予前牺牲覆辙（坚予前曾恳求出川，亦是因为太红，结果未准），便宜了敌人。
报告中提到的“坚予”
，即前省委书记刘愿庵。
由此可知，刘愿庵曾因自己面目“太红”
，难于开展工作，而要求过调离四川，但未得中央批准，坚持在危险之地，最终被捕牺牲。
“便宜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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