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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中央不设部，改为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各科工作，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李鸣珂被任命为组织局下设的军事科科长——总管中央军事工作。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李鸣珂之倚重。
广州暴动前，李鸣珂奉周恩来之命，带着助手李觉鸣前往香港，给港九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恽代英、聂荣臻送去经费，听取汇报。
为直接了解广州暴动失败后的情况，李鸣珂曾深入白色恐怖中的广州，险些落入敌手……
不久，他又奉派前往湖南，给南昌起义后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朱德带去中央的重要指示信（告之毛泽东领导的农军驻扎地区，指示朱德与之联络，共建苏维埃政权）。
信中特别对朱德说：“中央特派李鸣珂同志经江西入湘专与你接头”
，“中央一切重要的决议和关于军事运动的新政策，以及最近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情形和统治军阀崩溃的趋势，已令鸣珂同志口头向你们详细报告”
，信中还交待：
鸣珂同志的任务完成毕，即回来报告，万一你们需要鸣珂同志在那边工作，他可参加师委并任军队中一部分指挥工作，一切一切都由鸣珂面达……
可惜因当时正值湘、赣、粤几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湖南游击区进行会剿，交通断绝，封锁严密，李鸣珂与助手李觉鸣未能进入湘南找到朱德率领的部队，只得返回上海……
因中共中央派入四川领导武装暴动的第一任省委书记傅烈于1928年春被捕牺牲，中央才又决定将李鸣珂派回四川加强领导，担任省军委书记，领导武装斗争。
李鸣珂与文强既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又都参加过南昌起义，相见之下，自然有不少的话说。
李鸣珂的妻子李和鸣赶紧忙里忙外，打酒买菜，款待这个小老弟。
听了文强汇报旷部的兵变计划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李鸣珂皱起了眉头。
虽然他只有30岁，但多年的革命斗争磨炼已使他考虑问题较为冷静。
他当然不同意盲目暴动。
但是他又深知旷部的兵变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之势，只是时间早迟而已。
考虑到文强与旷继勋的意见冲突已难于调和，不利于今后的工作，正好重庆又急需军事干部，李鸣珂便报告在成都的临时省委，将文强留在重庆，在他手下担任江巴（重庆地区）兵委书记，具体领导重庆地区的兵运工作。
临时省委也同意了这一意见，另派了罗世文去旷部担任旅委书记。
文强对这一工作变动自然也十分高兴，因为他早已对在旷部旅委中不断发生的争吵感到厌烦了。
他十分乐于在李鸣珂手下工作。
文强通过地下组织安排，在重庆城中米花街贫民聚居区内，佃了一处简陋的民房，住了下来。
随后，李鸣珂以省军委名义开办了好几期兵运干部训练班，请文强给重庆及川东地区的兵运干部传授兵运工作经验、有关暴动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等等。
这可不同于如今的训练班。
这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的反政府（按国民党当局的说法则是“反革命”
）活动。
他们有时在闹哄哄的茶馆里，有时在长江南岸幽静的山林中，或三五人，或八九人，或装作谈生意，或扮作游山玩水，谈的却是运动部队、掌握武装、兵变暴动的刀光剑影之事。
有时，发现旁边“有异状”
，他们就得立即疏散，分头绕道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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