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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谁都担心这支“共”
味太浓的队伍惹出祸事；另一方面，军阀们又都想要依靠这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自己卖命。
于是，在调离成都后，旷部先后接受了陈书农、罗泽洲、李家钰等军阀部队的接济，转移了好几个防区。
那时四川军阀都靠在自己防区内收税、筹款来解决部队薪饷，旷部没有了自己的防区，只靠别人接济当然难以解决问题。
后来因拒绝回成都接受“整编”
，江防军司令黄隐干脆下令完全停发了他们的粮饷。
旷部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起来。
据邓止戈回忆，在最困难的时候，旷部的生活到了这样的地步：
开始由旷继勋自己垫支，这只能应付一时。
后来部队一日三餐常以红苕当顿，生活很苦。
干部战士都是腰无半文，头发胡子都长了很长，部队本来应该剃光头才适应打仗，没有办法只好用剪刀剪短了事。
穿草鞋的人算高级，穿双线耳子草鞋的就算特殊化了，有不少的士兵打光脚板，大部分的同志穿的衣服只有半截袖子，裤子只有上半截，因为要把扯下的布补到别的重要地方去，所以衣裤补丁叠补丁。
只有枪支弹药是完好无损的。
另据当时在旷部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并参加了旷部兵变的中共干部杨文孚事后给中共四川省委的报告中反映：
经济方面既困难到这步田地，任你纪律严明，人民爱惜本部，已不能不向一般小米商拖欠，以致米商拒卖，遂出挡截之一途，各连自行作主，每日皆有与米贩吵闹情事，和平者债主必数起常常坐守，有一连曾以米数升度一日。
于是，旷部军心不稳，官兵中出现了要求马上举行兵变的呼声。
围绕是否马上举行兵变这一问题，文强与旷继勋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除去个性方面的原因外，文强与旷继勋之间的这一冲突，还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一书中，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这样一段介绍：
当时，各地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左倾盲动主义那种不顾一切的蛮干，又使党组织遭受一系列新的重大损失。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全国党员由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多人。
湖北省委在一九二八年的三月、五月和十一月连续遭到三次摧毁性的大破坏，中心区域的工作几乎完全坍台。
广东的破坏也极为惨重，广州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东江、北江、琼崖等地区又连遭挫败，省委被迫移往香港。
湖南省委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和七月的两次大破坏后，在省内难以存身，在九月间将省委机关远迁上海。
山东、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在这年夏天事实上同中共中央断绝了联系。
正是由于1927年之后遭到国民党血腥屠杀而产生的强烈的复仇情绪，使得中共党内许多人陷入了“左倾盲动主义那种不顾一切的蛮干”
的误区。
而这也就成了文强与旷继勋之间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旷继勋原本就性格鲁莽，这时在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下，便更是急于求成，不愿进行长期的隐蔽工作，只想尽快举行兵变，公开打出红军旗号轰轰烈烈大干一番。
文强则认为时机远不成熟，仓促兵变只会遭致失败。
南昌暴动的大起大落他还记忆犹新，那么多精良部队，那么多优秀领导人，最后都“兵败如山倒”
，何况你一个小小的第七混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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