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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文强和于渊在抗日战争初期十分短促地见过一面。
那时两人都已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
1949年，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
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中将代参谋长的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关进了战犯管理机关；而于渊则因秘密参加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四川支部的反蒋武装起义，事泄被捕，在国民党当局逃离成都前夕遭到杀害，成为著名的成都“十二桥烈士”
之一……
在1927年4月初的这个雨夜，文强、卢振纲等共产党人丢弃行李，分头冒雨逃离了万县。
假如文强等人这天没有逃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请看杨森在其自传《九十忆往》中的一段记叙：
（朱德）赴本军任党代表，并夹带一批左倾喽啰，约数十人，住万县兴隆街宝隆洋行二十军政治部内。
朱则单独寓居于梁山商人蔡子庄家中。
竟日开会，行踪诡秘。
也在戍区内，组训农工妇女群众，大吹马列主义，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武力民众化等口号。
举凡万县之西较场、公立图书馆、西山公园等处，皆其集会组训场合，藉以打开群众路线。
并利用川北同乡乡土关系，秘密运动我十四师雷忠厚旅某营连长，及某士兵若干人，暗中加入共产党，教以匪党各种叛变策略，斗争技术。
并秘密分向各部队尽量发展，蛛丝马迹，值得令人怀疑之处极多。
余据谍报，早已派人暗中盯梢。
……再密遣心腹，详加侦察，则知朱德已将我驻扎万县果园之十四师某营官兵，运动成熟，人数为二十三。
余即以毒蛇螫手壮夫断腕之手段，严厉处置，手令十四师旅长雷忠厚，及军执法大队长杨汉印，会同逮捕所有人犯，交军法处审讯，均各证据确凿，供认不讳，当即验明正身，绑赴鸡公岭倒板黄葛树下刑场，执行枪决，丛葬于鸡公岭之附近，以昭炯戒。
年迈的杨森在这里记错了“鸡公岭事件”
的时间。
“鸡公岭事件”
发生于1928年6月16日，已是在朱德离开万县一年半之后。
这一事件，并非朱德将某营官兵“运动成熟”
，而是由中共四川省委派到万县的原泸州地区中共党组织创建人曾润百，和在《万州日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周伯仕、秦伯卿等人，将杨森军部手枪连连长雷震寰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雷震寰又作好了手枪连十几个士兵的工作，准备在当地群众配合下举行反对军阀统治的武装起义。
不幸起义前夕因叛徒出卖，曾润百、雷震寰、周伯仕等14人被杨森下令枪杀于离杨森军部不远的鸡公岭那棵在“九五惨案”
中被英军大炮轰毁的大黄葛树边。
曾润百烈士牺牲后，杨森的军法处官员还在烈士就义前一小时写给家人的遗书信封上批了这样两句话：
1.此人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数声，可恶。
2.此人临刑时不认家庭，不知者可怜。
烈士们牺牲后，也并非如杨林所说“丛葬于鸡公岭之附近，以昭炯戒”
，而是被野蛮地暴尸荒野示众。
后由烈士们的生前好友请求万县慈善组织“浮尸会”
出面向杨森交涉后，才将遗体收殓安葬于太白岩下。
从“鸡公岭事件”
即可推断，如果文强他们当时没有及时逃离万县，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这就是文强一生中第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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