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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印度这样的情况”
，阿迈德问道：“是属于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呢？”
[5]与印度类似的国家还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等，此外，像亚洲“四小龙”
这样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也同样不能纳入杰姆逊的三个世界模式。
“杰姆逊构建的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和假定的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的对立是没有任何经验事实作为依据的。”
[6]
阿迈德还进一步指出，杰姆逊强调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对立，表面上是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实质上是肯定了它的对立面，即同一性和普遍性，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种种文化差异都被他用一种共同的遭受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
掩盖和抹煞了。
阿迈德承认，不错，西欧和北美在过去二百多年里有着紧密的联系，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已经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这些国家普遍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它们具有某种文化的同一性，但我们却不能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第三世界，亚、非、拉美国家之间不仅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联系紧密的、共通的历史，它们也不可能分享完全一样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
。
每一个前殖民地国家与其宗主国的关系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在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方面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能够成为内在统一的理论对象的第三世界文学”
[7]。
失去了这个前提，杰姆逊所谓第三世界文学都是一种“民族寓言”
的说法自然也就是子虚乌有的了。
阿迈德还对杰姆逊把第三世界作家的文本都看作是“非典范”
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他指出，时至今日，许多重要的亚、非、拉美文学作品仍然没有英译，它们被英美学者排除在“经典”
之外是可以理解的，但像聂鲁达、博尔赫斯、马尔克斯、阿契贝等人的作品即使在西方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杰姆逊仍然把非西方国家文学统统说成是“非典范”
的，便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偏见。
在文章的最后，阿迈德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方式，把杰姆逊的论文放在他自己设定的理论架构中分析。
杰姆逊是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就此而言，这是一篇第一世界文本；然而杰姆逊的理论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政治上认同社会主义，这篇文章又应当属于第二世界；可是，作者在论文中反对自己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和支配，企图建立一种“第三世界的认知美学”
，它又深深介入第三世界；那么，杰姆逊的文章究竟属于哪一个世界呢？
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这场论争，其意义显然超出了争论内容本身，它显示了西方学术界的一种新的思想动向。
八十年代以前，在西方学术界，有关第三世界文化的话语权力，基本上掌握在思想比较左倾的激进的白人学者手中。
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他们逐渐受到一批来自学术边缘地带、出身于第三世界的后殖民理论家的挑战，杰姆逊和阿迈德便可分别看作他们的代表。
杰姆逊撰写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著作，都分别成为这些领域的经典之作。
但当他涉足第三世界文化问题时，却产生了严重的障碍。
从表面上看，这种障碍是知识方面的，杰姆逊不懂第三世界语言，不能直接阅读第三世界文本，没有长期在第三世界国家生活的经验。
但在根本上，他的障碍却是在文化方面。
杰姆逊的文章包含着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反对白人中心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当他谈到第三世界文化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认为第三世界文学都是“非典范”
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却正是同样性质的偏见。
任何认识都是以一定的系统为条件的，杰姆逊的认识也是以西方文化这个大的系统为条件的。
因此，当他观察和思考第三世界问题时，无论怎样努力，他仍然很难超越西方文化预设的“自我”
与“他者”
、“中心”
与“边缘”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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