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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比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有关叛乱的报道把生活在印度的英国妇女改造成了一种机制，TheEnglishLady（英国妇女）被选择出来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理想妇女的代表，这种改造使得作为强奸对象的英国妇女与作为起义对象的殖民主义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可以往复滑动的对应关系。”
英国妇女的自我牺牲、纯洁无辜的崇高的道德感扩展地代表了整个殖民主义的道德使命和价值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在关于起义的报道中，被强奸的特权只保留给了英国妇女，而从未出现英军士兵强奸印度妇女的报道。
在这些报道中出现的印度妇女，都只是一群穷凶极恶的暴徒。
以上事实说明，强奸本身是一种性话语，但在特定语境中，它是为殖民主义的强制关系决定的。
这种强制一方面是白人男性对白人女性的强制，同时也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强制。
在这一种关系中，妇女不仅是交换的商品，也是一种符号。
英国妇女的被凌辱，使她们成为了在民族起义的威胁下殖民主义道德影响的符号。
这样，英国妇女就是符号中的“能指”
，而殖民主义价值观则是她们所代表的“所指”
，这就是为什么在有关暴乱的叙述中，英国妇女都是温柔的、家庭型的，就像天真无邪的纯洁羔羊，这和当时现实中英国妇女的作为并不一致。
在事变中，英国妇女并不是消极的牺牲者，并不完全是无所作为的。
她们当中，有一些人也曾出头露面试图平息暴乱、控制造反的民众，但官方的叙述却完全回避和掩盖了这一点，这就是话语和现实的对立。
在殖民话语中，棕色皮肤的魔鬼正恶狠狠地扑向毫无自卫能力的白种妇女。
历史的真实、民族及个人身份的确认被隐没于一个民族及一个时代的叙述中，只能在另一个民族及另一个时代中浮现，这似乎是后殖民主义者及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的理论抱负。
当她们找到问题的切入点时，难免有大快人心之感。
1913年，福斯特结束对印度的访问返回英国，开始写作《印度之旅》。
小说最初写的是一个印度男人和英国妇女之间的罗曼史，但当他第二次访问印度以后（1921年），他意识到了印度越演越烈的民族矛盾，开始把小说的焦点集中在英国殖民者和广大印度人民的民族冲突上。
综合上述背景可以看出，阿德拉在岩洞中所产生的错觉可以有新的解释，这就是保存在英国人梦魇中的强奸的回忆，这种种族回忆困扰阿德拉使她产生了幻觉，从根本上说，这是殖民话语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从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两个方面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了一些初步的介绍和探讨。
如果把斯皮瓦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看作这一理论流派的滥觞，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者已经在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开拓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借用霍米·巴巴的术语，一个“第三度空间”
。
后殖民女性主义揭露父权制和殖民主义话语把第三世界妇女建构为他者，使她们在历史上受到双重的压制、掩盖和擦抹。
她们坚持差异性的原则，批判资本主义对当代世界的同质化，包括西方女性主义表现出的这种同质化倾向。
她们把种族和性别两种视角结合起来，集中地提出了第三世界妇女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特殊性问题。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著作，但这些著作大多仍停留在一般女性主义立场上，如何从中国女性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境遇中生发出一种特殊的文化诉求，在这一方面，后殖民女性主义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1]转引自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4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4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转引自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4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37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5]［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404～40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6]转引自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1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转引自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1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Williams，，ialDisdPost-ialTheory：AReader，NewYork：biaUyPress，1994，p.237.
[9]Williams，，ialDisdPost-ialTheory：AReader，NewYork：biaUyPress，1994，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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