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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明确界定才出现的。
只不过在工薪所体现的平均劳动的掩护下，与具体劳动相关的剩余价值的抽取过程得到了有效的隐藏：一切都似乎是公平的。
通过揭示从货币到资本的转换，马克思的分析所得出的非凡结论就是：资本消费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41]
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从物物交换到以货币为中介，也是一个先假设相等，然后变成“真正”
相等的取代过程。
所有的异质性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被掩盖起来，结果是“在货币中，所有交换价值都拥有同样的名称”
。
在其中，除了结果，过程实际上已经被彻底忘却。
[43]
事实上，马克思自己也十分清楚，存在于我们面前的全部东西不过仅仅是商品和货币而已。
但是斯皮瓦克认为，德里达恰恰没有看到这种理论虚构正是马克思解构货币现象必须的前提。
因此这在斯皮瓦克眼里反而变成了德里达理论的解构和马克思实践的解构之间的重要区别所在：“毋宁说，马克思质疑了哲学的‘公正’、‘精确’（和必然性），即使他使用了这些方面来建立他自己的哲学分析……而一种革命实践是找不到纯粹的哲学上的公正的。”
[44]因此斯皮瓦克说：“在十分普通的意义上说，《资本论》第一卷的目标，看来都是在为使工人阶级成为未来行动的思考对象而建立哲学基础。”
正是因为这种实践性的批判立场而不是严格的“哲学上正确”
，斯皮瓦克才反对人们忽视经济问题和劳动价值理论，批评了那些在枝节问题上为其“真理性”
或者“是否过时”
等问题争论不休的教条式做法，肯定了劳动价值理论在今天仍旧存在的巨大批判潜能。
当然，同样从马克思的实践性批判立场出发，斯皮瓦克认为，马克思作品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必须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进行调整。
这既是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发挥，同时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其进行的文化和伦理维度的补充。
马克思也曾经谈到过世界市场和殖民问题，分析和预言过女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中的作用。
但问题是马克思以危机理论为基础的变革想象，其前提在今天发生了改变：资本主义的危机得到了新的控制。
并且，马克思心中的欧洲“工人阶级”
这个主角在后殖民景况中实际上已被“第三世界属下阶层和女性”
所代替：在宏观上是所谓的“第三世界”
为“第一世界”
创造了财富并以此维持着发达国家文化优越性的自我再现[45]；而在微观上，由于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和资本全球化的发展，第三世界女性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可供分配的廉价劳动力。
她们的身体成了真正的超级剥削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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