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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
区政府“抗非办”
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隔离住百姓的眼睛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西城区的“密切集中营”
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地下工作”
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在不露任何声色的情况下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
这可怎么做呢？
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
。
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集中营”
。
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她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我问。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
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这种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而为之的应急措施。
可又因为城区条件有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集中营”
隔离工作，只能在秘密中进行。
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
但谁也没有退缩过。
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
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而又无心理阻碍的前提下，送进“集中营”
，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集中营”
从建立到撤出，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
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的战斗比作与SARS激战的“上甘岭战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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