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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而问。
“有。
越到后来斗争越艰巨!”
李方满指着李文君：“老队长最清楚了!”
李文君点点头，抽着闷烟。
我突然发现，老汉的眼里闪着泪花……“老队长你能说说吗？”
“他可受大罪了。”
有人在一旁说。
屋里顿时静了下来。
我猜想着一定是有很悲痛的事……果然，李文君猛抽了几口烟后，瓮声瓮气地说道：那应该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村口有块半亩来大的坡地种了包心菜，全村每人15株，人人都有份。
菜地长势好，又在村口边，刚巧被下乡检查工作的公社新上任的那个姓金的书记发现了。
其实全村的其他一百多亩大田早也分了，他没发现。
这个姓金的书记原来也是区委派到我们黄坦公社工作队的，后来他留在黄坦。
这个人“左”
得很，他发现我们的那块半亩地分掉了，就把我揪到全公社干部大会上批斗。
那是个现场会，放在黄坦乡最高的山顶上开，那儿有个茶场，叫安基山茶场。
批斗会就在那里开的。
他们在我的胸前挂了一块硬纸牌，上面写着“分田头子”
。
还让我手拿着一面小铜锣敲，一边走一边敲，从山底下的公社所在地一直往山上走，走到安基山顶的茶场，算是游山批斗吧……
李文君说了十几分钟，说得并不复杂，也并不太悲凉，但在他讲完后，整个屋里的人都不说话了，沉寂了很久。
我想，老乡们一定还沉浸在当年那个很可怕的事件之中。
“作家你想想：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村口的半亩地被发现了，还要出现这么大动静的批斗，如果上面真要是知道我们把村上的田地都分光了的话，那不知要落下什么大灾难啊！”
是李方满打破了沉寂的气氛。
他的这一问话，让李文君重新开了口：“我敢说，全大队的干部都得下台，几个主要的干部得坐牢去。”
“老队长说的真有可能。”
我点头道。
“可不，才半亩地他们批斗了几次，也停了我的职。
假如他们知道全村的地都分了，那还了得!性质不一样了!”
李文君告诉我，就为这半亩地，他除了受到批斗和撤职外，还被罚15元钱。”
管具体分田的另一名队长李义洪也被罚了15元。
他家情况好一点，交了现钱：我家穷，没有钱，只好把家里的一只木箱子拿出去抵了，那箱子是我老婆当年的嫁妆……”
老队长瓮声瓮气地补了这么一句。
他的话再一次让一屋子的人沉默了，而我听后差点落泪。
心想：当年的生产队长也是穷人，或者比一般社员还要穷苦，可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乡亲们活下去，把村头的一块半亩坡地分给了社员，结果落个又是批斗又是撤职，最后还要罚交15元的命运!穷苦的李文君可怜，没有钱，只好把自己老婆的嫁妆上交了才算顶了这事……这是中国社会曾经发生的一幕，离今天的日子并不远。
然而，因为苦难，因为要活命，因为想过得好一些，皂树村的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被一次次的批判和惩罚所吓倒，他们顶着坐牢，甚至可能被枪决的风险，早在“‘文革’最严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种非常智慧的办法，瞒天过海地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种植，使得这个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继续传宗接代，繁衍生息至今。
这难道不是一场看似无声却比万钧雷霆更巨大的响声吗？
难道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吗？难道我们的党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史该遗漏皂树村和黄坦乡、双港乡他们分田到户搞包干的事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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