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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王先生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核武器试验的重要资料和文件，所以我坚决不让造反派动一动。
为此，造反派也给我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司机”
帽子。
但这也并没有使我在抄家问题上屈服。
我一直死死地把着王先生家的门，就是不让造反派进王先生住的房子。
后来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
：把房子封存起来。
我心想这一招也行，既保护了王先生的东西，又可以过抄家这一关。
但造反派头头警告我，说：“你以后不准再照顾王淦昌了，就是他从青海回来也不能去车接。”
不几日，王先生真的从青海回到绵阳，我偷偷开车去接了他。
王先生见了还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还是绵阳这儿好，这儿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坏人了。”
他哪里知道这儿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许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着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1975年，因“文革”
中断数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又重新被列入议事日程，时已68岁的王淦昌仍然以技术总负责人的身份，与小伙子们一起，从吐鲁番到戈壁滩，乘着汽车，整整颠簸了11个小时，到达爆炸地。
“让我再进洞看一遍。”
同每一次核试验之前一样，王淦昌坚持要在最后时刻亲自检查一下装置和线路。
当在场的人看到老先生吃力地弯着腰在低矮的“猫耳洞”
里钻进钻出时，谁都会感动。
大爆炸仍然在王淦昌的注视下获得预期的成功。
这一年，正是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的年份。
这一年，王淦昌的名字又出现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单上。
1976年，70虚岁的王淦昌再赴风雪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
的腹部又一次成功进行了我国第3次地下核试验。
经过代号为“21—29”
、“21—92”
、“21—93”
三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我国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基本走完了所有历程。
王淦昌带着让全国人民引以为豪的核试验成果，回到了北京。
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最最敬爱的人——周总理离开了人世。
“你们看，上次我向总理汇报工作时，他向我提了5个问题，当时我只回答了3个。
现在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也想出来了，可他已经走了……”
王淦昌坐在椅子上悲痛欲绝地向人诉说着。
几个月后的“清明节”
，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人民总理的活动。
王淦昌不顾人多车挤、年高体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悼念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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