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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总理的。”
聂帅这才接过话筒：“是总理啊，我没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呀。”
“怎么回事呢？是技术故障？人员有没有伤亡？”
这是总理关切而焦急的声音，“……好，没有伤亡就好。
告诉徐克江同志，请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传到了白云间的战机上。
机长徐克江定了定神，将拇指贴向自动投掷器，然后用力一按……
顿时，他看到被自己抛出的一个白色圆柱体，飞速地坠下，瞬间，一顶猛然张开的降落伞使劲地想拽住坠下的圆柱体，只见白色圆柱体在与地面即将撞击的瞬间，一个巨大的“太阳”
闪着强烈的光芒，亮彻天宇与大地之间……
王淦昌直流泪水……
空中投掷氢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着手研究地下核试验。
进入60年代，自从美国奥本海默完成“曼哈顿计划”
，苏联的库尔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帅的紧逼下相继完成多次原子弹试验后，当时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方面为抑制对方的核试验，一方面想使自己永远保持在全世界的核霸地位，签订了限制在空中和地面核试验条约。
虽然这一条约对第三国并不存在约束力，然而毕竟核武器由于它所具有的巨大毁灭性后果，只要继续不停地试验，就会对自己的国土家园带来环境与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
地下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提了出来。
中国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想在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前面。
王淦昌在接受这一新命令后立即开始布置。
10月，他与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杰出物理学家的程开甲教授（时任西北技术研究所所长），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讲座。
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地面核试验多数转入地下。
在这之后，王淦昌作为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全面担起理论与设计的重任。
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罗布泊和北京之间。
然而这位年已6旬的老科学家不曾想到在他从事如此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时，一场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难洪水猛兽般地向他袭来……
“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
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站在那儿半天一动不动。
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
过去一看，原来后车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
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
‘这帮狗日的！
’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贴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
我没有想到今天又有人贴上了。
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他也很生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
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
时隔近20年，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
大邵全名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王淦昌的“随身警卫”
。
王淦昌平时是个“好老头”
，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
他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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