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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王淦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氢弹试验。
由子氢弹的原理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虽然邓稼先、于敏他们把热核聚变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从原理到实验、到核爆炸成功，这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
王淦昌是实验高手，但氢弹试验却让他费尽心思。
首先是那个核装置本身就够他动足脑筋的。
“假如能用不带核反应的冷试验解决问题，都用冷试验解决，这样来提高热试验的成功率，尽可能减少热试验的次数。”
这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
王淦昌多次从周恩来总理的口中得知：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
王淦昌懂得，在试验中多动用一个核反应堆装置，等于把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口粮剥夺了，因而他比别人想得更多。
搞核试验的人都清楚，冷试验的10次效果可能就只抵一次热试验。
为此王淦昌带领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
正是在一次次冷试验中，王淦昌他们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许多关键技术。
当实验中得到的技术再到邓稼先他们的理论研究之中进行“回炉”
后，整个氢弹研究工作便进入了实质性的研制程序。
氢弹试验实在太复杂，从热核材料的部件研制到产品设计、爆炸实验，再到物理测试，每一个环节都得王淦昌操心几阵子的。
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几千里基地上，从细微的一个计算题到顶天立地的一个钢铁装置，他都要过问。
当年与王淦昌并肩战斗在罗布泊的同志告诉我，“王老头”
除了工作和技术，其他什么都不在乎。
穿的也是绿军装，住的也是帐篷，睡的也是木板床。
虽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应当跟基地司令级首长一样，但见过王淦昌的人，实际上谁都不会相信他有那么高的“待遇”
。
王淦昌是以一名忠于职守的科学家的态度在对待每一件生产和技术上的事，而在庞大的氢弹试验的系统工程中，他又承担着统率千军万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任。
然而，王淦昌没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发生了。
“报告王院长：北京城里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的‘灰楼’也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
有人把这些消息偷偷地告诉王淦昌。
“谁敢包围我们的‘灰楼’？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的国家绝密地方呀！
为什么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没做什么坏事！
我要到北京给他作证！”
王淦昌是一个从来不知政治奥妙的老知识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是什么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为国家造原子弹嘛!瞎胡闹。
我要找聂元帅问问清楚！”
王淦昌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来了。
当聂荣臻元帅从飞机上下来，来到指挥部帐篷时，王淦昌劈头就问：“聂老总，周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话，那我这个当老师的又是什么呢？你得给我说说清楚。”
聂荣臻一愣，继而笑开了：“王先生，你当然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哩！”
“什么？我、我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我怎么会是呢？”
王淦昌瞅着大家，又瞅着自己草绿色的军装，一脸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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