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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常常一进西花厅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每次从西花厅出来后，他不是先回家，而是让我把车开到他的办公室。
他总说总理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必须尽快找到正确答案。
所以我常常见王先生为此而开夜车，有时一开就是一个通宵……”
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岁月，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来说，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仿佛每时每刻都会像“阵阵黑云”
袭来，王淦昌从总理的急切之中感受到了所肩负的重任。
从后来那些撤密的档案资料上我们知道，毛泽东、党中央为了实现我国独立自主地“搞点原子弹”
，在王淦昌回国之前就抓紧开始投入了“596工程”
的建设。
当时兵分两路，一路是由李觉将军带领万名官兵开赴青藏高原的“死亡之地”
进行未来原子弹试制基地的建设；另一路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个“灰楼”
里开展技术研制工作。
后者由钱三强领头，下面是技术负责“三巨头”
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的领导组织工作。
然而原子弹到底怎样才能研制出来？当时中国虽然有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著名物理学家和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中坚力量，但毕竟过去谁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原子弹以及研制工作，从何着手呢？
“原子弹研制就像要进行一场战争，需要多方面全力配合协作，还要有巨大的物质条件保障。”
一次，毛泽东找来钱三强，认认真真地听了钱教授的一番话后，大手一挥，对钱三强说：“放心，这件事中央会通盘考虑。
只要研制工作需要，其他部门必须全力支持。”
由中央出面，人、财、物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关键的关键还是原子弹的研制技术。
而技术工作的核心部门就在李觉将军担任院长、王淦昌担任第一副院长，及彭桓武、郭永怀领导的二机部（核工业部）的“九院”
等三大部门。
“我从不迷信。
既然外国人能造出原子弹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一定行，问题的关键，是要我们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王淦昌经常这样向他的那些“技术将领”
和研制工作者灌输。
由于研制原子弹涉及的知识与理论太多，好多新参与进来的同志都得加强理论基础学习，技术骨干也同样存在再学习和打基础的必要，因此在研制初期，王淦昌不仅一方面要抓紧时间完成好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的在“五六年时间内搞出原子弹”
的艰巨任务，同时还得利用一切时间为参与研制工作的同志们“开小灶充电”
。
“王先生在工作中是最讲效率的，谁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训。
有一次他让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完成一项计划，邓晚了一天，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
朱光亚同志曾提到当年“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闻。”
邓稼先后来在研制两弹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称“两弹元勋”
之一。
那时邓稼先和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干将，所以王淦昌对他们的要求自然格外严格。
“你们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的原子弹，为什么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倒了，而一些烟囱却好端端地挺立在那儿？想一想，这是很有趣也很有学问的事。”
中国的原子弹研制离不开对国外原子弹研制过程的研究与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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