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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北京的时局而言，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国际层面，那些敌对势力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着中国、注视着中国最高层。
新一代领导人到了长江三峡。
这，让许多形势观察家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这是一次事先没有公开报道的行动。
就当时复杂的中国政治局势而言，对一个还未消除阵痛的大国的最高政治领袖的出行，为什么选择了长江三峡，而不是别的地方？我们可以作出一百种的想象和猜测，也可以有一百种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但有一点在今天我们可以肯定了：那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十分关注和重视三峡工程以及长江流域的一草一木。
选择视察长江三峡，在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它的深远意义，而且可以断定这种认识随着岁月的继续延伸，它将会越来越明晰和深刻。
江泽民风尘仆仆来到三峡，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
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他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了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
4天时间，江泽民总书记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的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
这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总书记的决心：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理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为现实。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该到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1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肯定和坚定的话。
这一次考察长江水情和三峡工程，对江泽民来说收益不小，一是使他对长江中上游的水情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二是几十年来战斗在水利和三峡工程筹备一线的知识分子们忠于祖国、热爱三峡事业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24日，江泽民回到北京。
第二天一早，便来到正在医院的李鹏病榻前，一边劝李鹏：“既来之，则安之。
人在长期紧张疲劳之后容易发生毛病。”
在谈到去长江视察的印象时，江泽民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
中国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此刻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们，心中装得最多的还是邓小平所交代的话。
在江泽民同志视察三峡之前，时任总理的李鹏和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来三峡考察。
李鹏总理的足迹，先后4次印在三峡坝址中堡岛，印在了三峡库区移民的家中。
是啊，长江实在太大，大得连任何一位想主宰它的领袖在它的面前都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
身为水利专业出身的李鹏总理，他从小生活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身边，那是位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民总理。
可即便是周恩来，在三峡问题上，他所经受的压力也非同一般。
有一回，他在听完三峡工程论证会后，面对专家们的争论，周恩来极其郑重地对大家说：“太急容易出乱子，长江出了乱子不得了，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
又说，“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的问题。”
时隔不久的1990年春，“两会”
按惯例在北京召开。
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
计划》。
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
中央领导迅速对此作出批示。
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以国务委员邹家华任主任，另3个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
后3人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做了几十年“三峡梦”
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
这一决策首功归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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