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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用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
而杜甫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
（10），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
他不大仿作乐府，可是他描写社会生活正是乐府的精神，他的写实的态度也是从乐府来的。
他常在诗里发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迸出来的，所以还是诗。
他这样将诗历史化和散文化，他这样给诗创造了新语言。
古体的七言诗到他手里正式成立，古体的五言诗到他手里变了格调。
从此“温柔敦厚”
之外，又开了“沈着痛快”
一派（11）。
五言律诗，王维、孟浩然已经不用来写艳情而用来写山水，杜甫却更用来表现广大的实在的人生。
他的七言律诗，也是如此。
他作律诗很用心在组织上。
他的五言律诗最多，差不多穷尽了这体制的变化。
他的绝句直述胸怀，嫌没有余味；但那些描写片段的生活印象的，却也不缺少暗示的力量。
他也能欣赏自然，晚年所作，颇有清新的刻划的句子。
他又是个有谐趣的人，他的诗往往透着滑稽的风味。
但这种滑稽的风味和他的严肃的态度调和得那样恰到好处，一点也不至于减损他和他的诗的身份。
杜甫的影响直贯到两宋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没有一个诗人不发扬光大他的。
古文家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像汉赋似的。
他的诗逞才使气，不怕说尽，是“沈着痛快”
的诗。
后来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政治上都升沈了一番，他们却继承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
他们开始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主张诗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
，“嘲风雪，弄花草”
是没有意义的（12）。
他们反对雕琢字句，主张诚实自然。
他们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
的和“非讽谕”
的两类。
他们的诗却容易懂，又能道出人人心中的话，所以雅俗共赏，一时风行。
当时最流传的是他们新创的谐调的七言叙事诗，所谓“长庆体”
的，还有社会问题诗。
晚唐诗向来推李商隐、杜牧为大家。
李一生辗转在党争的影响中。
他和温庭筠并称，他们的诗又走回艳情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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