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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泽蒂并非没有不在场证明，有3名证人都做证说，事发当天曾跟他在普利茅斯的贩鱼车前说过话，做过买卖。
对许多意大利人而言，鳗鱼是一种传统圣诞美食，所以圣诞节的前一天，很多人都记得从万泽蒂那儿买过鳗鱼。
而不利于万泽蒂的证据却显得说服力不强。
记者问一个年仅14岁的日击证人，他是怎么知道劫匪之一是外国人的，小证人回答：“我可以从他逃跑的样子看出来。”
但陪审团显然相信“所有南欧佬都是一伙的”
（万泽蒂事后苦涩地说），无视所有有利于万泽蒂的证词，将他定了罪。
若能有个新教牧师或是小学校长为万泽蒂做证，或许他就能脱罪了，只可惜，圣诞前夕没有这样的人来买过鳗鱼。
据说审理万泽蒂一案的法官韦伯斯特·塞耶（WebsterThayer）讲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尽管实际上可能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但无论如何他在道德上都是有罪的，因为他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原罪。”
这句话多次被人引用，但审判记录里其实并没有类似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塞耶真的这么说了。
不过，法官明显对无政府主义者没好感。
法官判处万泽蒂入狱12-15年，这对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人来说过分严厉了。
很多观察家认为，初审太过滑稽，可惜二审又让情况变得夏糟。
对20世纪初的意大利移民来说，美国常常让他们震惊。
历史学家伦纳德·迪纳斯坦（Leoein）和大卫·赖默（DavidM．Reimer）评论说，大多数移民“对美国人待自己的冷漠态度感到措手不及”
。
很多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会因国籍问题在就业和教育机会上受到排挤。
政府还出台了不让他们搬到特定街区的限制性契约。
住在美国最南部诸州的意大利人有时只能去黑人学校，而在最初，他们被允许使用白人的饮水机和厕所都很成问题。
其他移民群体，包括希腊人、土耳其人、波兰人、斯拉夫人，或各国的犹太人都碰到过类似的偏见。
对亚洲人和美国黑人来说，偏见和限制性举措更残忍、更离谱，但意大利人差不多被划成了特殊的一类：比其他种族更难缠、更喜怒无常、更爱惹麻烦。
每当出现什么问题，意大利人似乎总是置身旋涡中央。
美国社会对意大利人的普遍看法是，他们不是法西斯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真的两者都不是，那一定是黑帮分子[1]。
就连《纽约时报》也在一篇社论中称：“要想教化这些意大利人，让他们守规矩，除了动用法律之手，恐怕毫无希望。”
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家E.A.罗斯（E.A.Ross）坚信，意大利本土的犯罪率下降完全是因为“坏人都来这儿了”
。
所以，露丝·斯奈德和贾德·格雷才虚构出是两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杀害了斯奈德先生这套说辞，指望利用社会的这一成见进行误导。
对工人阶层的意大利人而言，他们很难融入社会。
数百万意大利移民基本上跟美国其他族裔是完全隔绝的，萨科和万泽蒂来到美国已经12年了仍然说不好英语，就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上述观点。
审讯记录表明，对于法庭提出的问题和别人说的话他们经常无法完全理解。
哪怕他们理解了问题的实质，也难于自我表达。
有人说，与其说他们讲的是带意大利口音的英语，倒不如说他们是用英语单词拼意大利话。
以下节选了萨科站在证人席上，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既可以持无政府主义立场，又仍然热爱美国：
来到这个国家后，我看到的跟我之前想象的非常不同。
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我在意大利工作不如在这个国家那么辛苦。
我在意大利可以过得自由自在，在同等条件下工作没那么辛苦，每天只工作七八个小时，但吃得更好。
我说的是真心话。
当然，这里也有好食物，因为这个国家更大，但这只是对有钱可花的人来说的，对劳工阶层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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