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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历史证明，周公预言完全正确，齐国始终是无人敢惹的超级大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在当时的各国中都数一数二。
而鲁国则成了三流国家，常常被人看作陈旧不堪，既弱又冥顽不灵。
姜太公的治国理念是无为。
他简化政府组织，让百姓自我管理：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他顺着百姓的心而用心，不仅关怀他们的身体，更关怀他们的心理。
不违背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有一定的独立精神。
而伯禽则用“有为”
来治国。
他以绝对权力按自己意志教化、启蒙、改造民众，没事找事，把自己累个半死，在百姓那里也很少得到好口碑。
有为的君主，并非没有善心，而是用错了地方，把自己的私欲当作是天下人的私欲，为了证明自己，常常滋事扰民，劳民伤财，还自以为是在为天下人做好事。
元人张养浩说，中国永远都是这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为何会这样，因为无能的统治者智力不好，都有病；有能力的统治者智力太好，都有为。
古代统治者很多都认为百姓不能自我管理，总想做老百姓的家长，管这管那，还经常絮叨着，我是为你好，你怎么不领情呢？
如果从风险角度来看，无为治理下的组织风险高，还是有为治理下的风险高呢？
西汉前期，帝国有两位治军风格迥然不同的将军，一个叫程不识，一个叫李广。
程不识治军，完全按照守则执行，对军队编制、行军队列、驻营分布等要求近乎苛刻。
哪怕是在非战时，程不识也按战时条例管理军队。
守卫边疆时，匈奴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从他那里取得偷袭的好处，当然，由于程不识很谨慎古板，所以也不会给匈奴造成危机。
程不识这种稳重的治军用兵风格，让人无处下手，所以他不会失败，但也正因为他稳重过了头，所以也没有机会取得大胜。
于是，程不识终生军功有限。
而另一位将军李广恰好相反，这位被匈奴称作为“飞将军”
的神将带兵时没有任何规则，除了安排几个守夜哨兵之外，部队可以在驻扎区自由活动。
李广行军无严格队列阵势，哪里舒服就在哪里驻扎，他还把文书簿册简化得几乎没有。
但他对士兵是关爱万分，所有当战斗一来，他只需跳上战马冲锋，所有士兵就会紧随其后，以一敌十。
这种散漫、靠着个人情感维系起来的战斗团队，常能出其不意，以少胜多，建立让人意想不到的军功。
显然，程不识是有为，李广是无为。
哪个更好？东汉战神马援评价二人的治军风格说，如果你效仿程不识失败了，还能成为严令之人；如果效仿李广失败了，那将万劫不复[效伯高（程不识）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李良（李广）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者也]。
我们现在回到老子本章的结论中，他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
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这都是“无为”
，它的核心是不折腾，不强加给他人以绳索，极少甚至没有私欲。
无为一定有它的好处，比如姜太公治理下的齐国子民，可能就很喜欢这种政府对他们的放养模式，再比如，作为任何一个士兵，可能都喜欢李广式的极为舒服的治军模式。
但这并不能绝对证明，“有为”
一无是处。
正如马援所说，学习程不识的有为方式，即使学不成，因为有各种规定，各种圈圈，还能把人限制在一定程度内，不至于一败涂地。
但如果学李广的无为方式而不成，那就是洪水滔天，一发不可收拾。
无为和有为，并非冰火不容，真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正奇各有千秋，选择哪种，视具体情况而定，这才是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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